根据古帝文（Goodwin ，1993，11-37）的总结，第三代结构主义对革命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 approach）的比较研究范畴。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个角度：国家自主性、国家政权能力、政治机会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国家自主性角度主要观察代表国家的官僚精英与不同社会集团要求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权相对社会来说的独立自主性；而国家政权能力角度主要讨论政权面对各种危机挑战时的能力衰减因为这可以直接造成革命发生的条件；政治机会分析角度则分析社会精英集团和社会组织动员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可能和机会，以及政权可能的反应；社会建构分析角度强调了国家政权的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其政策行为在社会上促成了变革的舆论基础包括不满、愤怒、和新的社会正义目标，而导致革命的发生。革命的主要目标固然是国家政权而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权的垮台或解体，但重要的是革命运动如何在国家政权与社会相互关系演变中形成和发生。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说，促成革命运动成型而且形成反对势力社会组织动员功能的条件包括：国家政权继续实行或者维持非常不得人心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政权排斥重要的社会动员集团的政治参与和资源分配；政权对向其挑战的社会动员集团或反对势力实行强硬的暴力镇压；政权极度弱化的组织、政策能力和逐渐失去在社会基层的权力；腐败或者个人独裁的政权在统治阶层内部造成深深的裂痕。这些结构性对国家政权的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一般解答为什么革命发生的问题，但也有根本的局限性。比如在革命发生前后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真实情况不是对政权单方面的分析能完全解答的；代表政权的官僚和统治精英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常常是受制于整个统治阶层的情况下对危机作出反应；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还经常忽视了政治文化对集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总之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对任何一方面的孤立、单独分析有缺陷。基于这些原因，第四阶段的研究则把对革命的比较分析推到了新的深度。

　　我们知道前三个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回答了有关革命的最基本和一般的问题，如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度因素、结构性因素。但当人们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为什么不同的革命具有各自的特色、不同的主要参加者和特定的革命结果，那就需要集中讨论革命的过程，这也就是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中心任务。

　　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发生在八十年代以来，不但集中在对革命过程的比较研究和分析上，特别将革命分为三个研究解剖的阶段：革命源起、革命过程、革命成果，而且在对过程的描述解说中区别分析了国家政权和国际环境条件、社会精英的条件、大众的条件。比较研究还特别开发了对革命代理人、参加者、利益相关者，以及革命前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的分析。研究中两个中心概念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参与者（包括行动者和代理人agency）和路径决定（path dependence），前者强调革命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并不完全是结构性因素事先决定的，而也取决于参与者的观念以及他们实现相关目标的主动行为；后者则强调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甚至是偶然的）将很大程度上决定革命的最终结果（Foran ，1993）。总的说来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对革命从起源、过程到结果的“流程分析”。

　　在革命源起部分，比较研究首先集中在政权自身的危机和国际条件上，而观察评估政权危机是否导致革命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看：“有效统治”和“合法性”。比如当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家经济崩溃如政府财政破产时有效统治就会出现危机；而当现政权被看作是外部势力的傀儡，或在民族主义和有公众影响的宗教势力（有时是宗教极端主义如原教旨主义）眼中成为对立面，或政权在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平等、过分使用暴力镇压反对势力等问题上出现问题，公众会对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同时如果政权内部是团结的，社会精英的基本态度也是统一的，公众也是在严格控制之下的，以上问题可能会在妥协的情况下得到改善，政权可能躲过危机。但如果社会精英阶层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分化，在以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异化，这就会严重削弱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同时如果公众面对严酷的贫困、经济情况生活状况恶化、或政权的暴力镇压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的反叛情绪就会急剧升高，革命的土壤就比较充分的形成了。其实以上有关革命起源的分析，第三阶段的结构理论已经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解释。第四阶段真正的进展是在对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上。

　　有关革命的过程，当政权危机、社会分裂、公众反叛的苗头出现时，现政权的反应可能是改革也可能是镇压，甚至两者兼有。但现政权改革的决心与程度和镇压的手段和力度在社会精英和公众观察中都可以证明社会变动的前景，也决定了他们对政权的根本态度。在这样复杂的变动时刻，实际上最具危险性的因素是不管现政权对克服危机采取的是改革还是镇压手段，政权的应对行为常常不能改善危机状况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所以政权避免革命发生的行为反而经常会直接促成革命的条件更加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亨廷顿特别指出，对于一个面临危机的政权来说，最危险的其实是当政权试图用改革来解决危机的时候，因为这样做在社会和公众眼里表现出政权示弱的迹象，而且这样做可能会一下子释放出以往积压的反对能量。同时外部环境如战争的可能（包括侵略战争和内战），外部势力不同形式的干涉行为的可能，以及政权对国内少数族群的镇压都会对局势的发展以及是否革命发生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群体很可能会分裂，即使相当一部分不一定支持革命的精英也会放弃对现政权的忠诚；而那些决定推进激烈变革的精英就会试图用反对现存秩序、支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来团结反对力量，争取公众支持，动员最大可能广泛的组织和可能掌控的社会资源，造成形势的动荡，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在这样的反叛精英群体的号召和领导下，广大公众对剧烈变革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当公众不但对政权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不再信任，而且政权疯狂的镇压比如暗杀反对党领导人可能在社会上造成极端的反弹，同时当政权的衰弱已经显而易见，由反对势力组织动员的反叛造成政权的倒台也可以预期的情况下，公众可能急剧转向支持反叛、起义、动乱和革命的发生。在精英集团和组织动员的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关键的。据莱彻曼（Lachmann，1997，73-101）的分析，不同类的精英集团与现政权的关系、对政权的基本态度、以及精英集体中的团结和分裂，具体的某个精英集团与公众动员组织的结构关系决定了革命的直接可能条件和发生的形式。比如单一精英集团（比如军事独裁政权条件下）与现政权的强力组合常常可以减弱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而多元利益精英集团（特别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存在可以提供变革路径的多项选择，革命只是选项之一。不过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力量的分化、重组都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最终结果都不是确定的。大多时候，革命开始造成现政权的倒台只是第一步，而下一步真正决定革命结果的斗争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