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名著《法律的斗争》有言：“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时——这在世界上可能永远存在——斗争是无法避免的。”“法律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义之神，一手执衡器以权正义，一手执宝剑，以实现正义，宝剑而无衡器，不过暴力。衡器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宝剑的威力与运用衡器的技巧能够协调，而后法律才完全见诸实行。”“个人坚决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是法律能够发生效力的条件。少数人若有勇气督促法律的实行，藉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受到迫害，也无异于信徒为宗教而殉难。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乃坐听加害人的横行，不敢起来反抗，则法律将为之毁灭。故凡劝告被害人忍受侵害，无异于劝告被害人破坏法律。不法行为遇到权利人坚决反抗，往往会因之中止。是则法律的毁灭，责任不在于侵害法律的人，而在于被害人缺乏勇气。我敢大胆主张：‘勿为不法’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尤为可贵。盖不法行为不问是出之于个人，或是出于官署，被害人若能不屈不挠，与其抗争，则加害人有所顾忌，必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知我的权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认，就是人人权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认。反之，我能防护权利，主张权利，回复权利，就是人人权利均受防护，均有主张，均能回复。故凡为一己的权利而奋斗，乃有极崇高的意义。”

　　这是先辈为法律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的呐喊。我长相温和，但生性好斗。易惹口舌、好招是非，是西方星相学给我的基本命论。为此，亲朋无不担心，怕我最终毁于这张臭嘴。但我从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至少直到今天，还没有遇到哪位算命大师把我彻底说服。因而，不管有多么渺小，有多么“忽略不计”，我向来是遵听古人的教导，竭诚为权利而斗争、倾心为法律而斗争，所付代价的最大值无非是长短难料的生命。生命，相对于财产和身体，固然可贵，但相对于自由和权利，又不足为道。

　　只可惜，包里所装的宪法，也许只能永远藏于其中，而没有多少机会轻易出头。道理很简单，在宪法的尊严和法律的力量尚未被普遍认可时，事实和雄辩往往胜于法律文本。无数侵害他人权利的人，抱定宪法和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任意践踏，随便破坏。当受害人当场摆出法律条文维权时，可能会遭遇侵害者更为夸张的耻笑或羞辱。此时，基于法律理念铸就起来的护法精神，在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可能远比一纸法律条文更能奏效。内心深处要是缺乏一股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义气，即便包里塞满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照样不可能逃脱被欺负的命。但更让人痛心的是，随着权利意识的逐步发育，即便在骨髓里、血液里，流淌着视死如归般的正义，只要权大于法的世道秩序不变，那么，再醒悟、再强悍的斗士、也扭不过法律规则之外的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