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前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做法弊端明显，往往驱使官员出于自保而封锁信息。因此，有必要将行政首长问责纳入法制化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被问责官员的实体及程序性权利，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问责。

　　其次，只有公民充分地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才能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宪法，放松具体法律、法规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中有必要确立公民罢工自由等权利，保障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进行谈判协商、平等博弈的能力。此外，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化控制。

　　第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取消“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信访制度的科学定位应当被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而非纠纷解决机构。[22]

　　（四）政府权力产生与运行法治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经济成功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只有这种“强化市场型政府”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实质就是法治化的政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迫切需要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法治化。

　　1、改变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使权力产生真正做到民主化。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2、完善我国财政制度。（1）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决裁撤冗员，彻底告别“吃饭财政”的现状，减轻人民的负担；（2）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由财政全额供养，严禁通过罚款、收费谋取部门私利。废除相关罚款、收费单位“提成”的财政制度规定，执法行为必须与执法部门、具体执法者的利益完全隔绝；（3）税收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是极严肃的宪法问题，属宪法保留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分税制，从地方事务与财权统一，从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一并考量来完善分税制度，加大地方法定的税收分配比例；（4）完善罚款、收费制度。目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中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均可设定罚款行政处罚，但是该法对设定罚款行政处罚的原则、条件及限制等却缺少必要的规定。至于收费，从法律性质上，收费具体可以分为规费（行政规费与使用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类型，目前在我国尚缺少统一的《规费法》予以调整。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乱罚款、乱收费现象严重，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笔者认为，由于罚款、收费涉及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侵犯，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必须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定，但授权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而不能采用概括性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