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效率至上到公平至上。在当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转换思路，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保障、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改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重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化解当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5、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首先，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上某个具体党员干部的个人领导，体制上要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责必须平衡，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独大而滥用权力；其次，权力分立在当代世界被称为优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之原理”， [19]因此，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中所蕴藏的公理性成份完全可以成为制度建设借鉴、参考的对象；第三，去除公务员性善论的制度前提预设，制度设计从人性发出，“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20]第四，从政治性思维转换到法律思维，依靠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这要求政府应当摈弃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那种充当社会万能“保姆”角色的观念及做法，避免成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应当定位在地位中立的社会纠纷调停者的角色；第五，转换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抛弃暴力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众所周知，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有武装革命的权利；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则在于宪法、法律的确认、授权、以及人民对党执政的普遍认同。因此，角色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新时期的工作应当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展开。

　　（二）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

　　当代世界，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环境的资讯充分暴露于网络通讯中，决策的速度、品质势必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包办一切、垄断资讯、单方面公布信息的做法，势必引起公众的质疑，当公众质疑累积到相当程度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而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如何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极为必要。

　　1、在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过程中，不但要公正，而且要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因为，原因很简单，公正来源于信任。“正义不仅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21]因此，应当改变当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调查、鉴定由政府部门一手包办的现状，为保证事件调查、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鉴定的机制，整个事件的调查、鉴定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实施。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在调查、鉴定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听取双方的声音，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公开监督。

　　2、对于事件的处理，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应当保持中立，对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进行，允许媒体进行公开的报道，让所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一切都能够在阳光下运作，相信人民的信心、信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的基本共识亦会得以重建。

　　（三）保证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