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区分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的代表，可以举出《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101条：“（1）对于他人所受之损害在法律上可被归责之人，有责任赔偿该损害。（2）损害通常可被归责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a）其行为构成了造成该损害的过错；b）其不正常的危险行为造成了该损害；c）其辅助人在其职责范围内造成了该损害。”依起草人Koziol教授的介绍，第2款所列举的三种归责理由，起草者并不想使之呈现出某种递减的层次构造，毋宁说它们是平等并列的和可被选择的。这意味着，过错责任并不被作为基本的责任类型而其他的责任属于例外，它们是基于不同理由的不同责任领域，彼此鼎足而立。另一方面，上述规则列举的三类责任原因并不是想表达下列观念：这三个责任领域是完全彼此独立、泾渭分明。相反，他们意识到了存在着灰色区域，亦即介乎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之间的区域。当然，上述规范是基本的，并不是想提供一个对任何情形下的侵权责任一览无余的规范。

　　在笔者看来，过错责任、严格责任乃至替代责任，不过体现着不同的归责原理。在一部成文立法当中，立法者固然可作出明确的功能分配，划定各自的适用区域，但问题是，成文立法不可能包揽所有的侵权问题，在未被该成文立法涵盖的区域，如发生是否构成侵权及应否赔偿的问题，又该以三者中的哪一个来解决问题呢？因而，三者当中，仍有必要确立一个作为头号归责原理（或称为归责原理之王），它才是归责原则，是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被默认适用的归责原理。近代以来，公认的归责原则便是过错责任原则，对此，欧洲侵权法原则起草人亦予承认。因而可以说，在法律中区分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符合法律适用的逻辑，具有法学方法论的意义。

　　霍姆斯曾经说过，“先判决案件，再确立规则，是普通法的价值之所在。”但是在中国，相似的经验是欠缺的。中国民法及民法学，从一开始便打上继受而来的烙印。在中国古代法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同时，近现代中国法制的转型则体现了先有学理和规则、再判决案件的特点。中国的民法学，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构成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要件无不是要求四个：违法性、过错、损害、因果关系。而这种理论直至今天，仍然形塑着众多法律学人的基本民法观念。民法通则对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的基本规定，一方面是上述法学理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新的基础上决定了后续中国民法学说的体系结构。时至今日，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的区分，已有实定法的基础和解释论的基础，已构成中国民法自己传统的一部分。正所谓百余年法意阑珊，不得不然。对于这种宿命的安排，如果强要改变，恐怕就会如同麦克尔·杰克逊强要剥去黑皮换白皮，代价沉重甚至惨痛。立法既为天下公器，无论如何不应放纵立法者的恣意；而尊重既有传统，往往是立法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