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应当遵循的原则：（1）目的合理性原则。来自罚款的收入虽在事实上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但罚款的目的在于惩戒违法行为，不得以取得财政收入为主要或附随目的。（2）比例原则。又称禁止过度原则，国家采用罚款手段制裁行为人，以达到维护一般社会秩序之目的时，由于对人民的处罚必然干涉其基本权利，因此要求干涉与所得之间，应具有适当的比例，而不允许一味地重罚。（3）有责性原则。当一个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时，才得对其加以非难，同时其所受的罚款亦须与其责任相当。

　　三、我国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的立法现状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至上，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终极意义上讲，整个社会的所有财富均属皇权所有，皇权征税的正当性及应遵循的原则等缺乏系统的、科学的政治学解释。对臣民而言，交纳“皇粮国税”乃天经地义，对于来自皇权及其各级代理人的苛捐杂税，只有承担的份，过于超出容忍底线，实在无法忍受则只有揭竿而起进行搏命一途。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虽不乏明智之士对统治者偶尔发出“不竭泽而渔”的警示及“苛政猛于虎”的叹息，亦曾有过唐代杨炎的两税制、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各式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自身范围内局部的修补，难以最终扭转农民起义、王朝更迭的命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无法逃避“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的宿命。[22]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保障，发韧于晚清“新政”时期的修订新律，而滥觞于辛亥革命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中。但遗憾的是，囿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公民财产权保障条款始终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负担之重苦不堪言，这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公有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普遍的低工资制度下公民拥有的财产极为有限，因此，财产权保障的重要意义难以彰显。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改变，民营经济已占据了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公民私人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亦大幅增长，对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国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遗憾的是，实践中，宪法公民财产权保障条款未得到严格的贯彻，我国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的立法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甚至可以说总体上存在着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化程度低

　　国家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其实质是对作为公民宪法基本权的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从法律保留的角度，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我国宪法中虽然未明文规定法律保留原则，但在属宪法性法律的《立法法》第8条中规定了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的法律保留原则，即“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但是在立法实践中，该原则并未能得到严格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