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确定，并不表明事无巨细均由法律所包揽无余。现代社会结构复杂，事务繁多，限于立法机关立法任务繁重而没有时间、能力或不想就细节事项做出规定，或者有时制定的法律事项具有技术性，立法机关不宜对这种过于技术化的事项制定法律等原因，将部分事项授权给行政机关通过法规、命令等形式予以规范的授权立法（又称委任立法）往往在所难免。授权立法与立法机关的立法相比所具有的迅速、灵活、专业性技术性强等优点，使其挤身成为现代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12]但是，毕竟授权立法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宪政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同时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很大威胁，因此，授权立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授权明确性原则。即授权的内容必须明确，一般的、空白的授权（即无限制的授权）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13]（2）转授权禁止原则。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授权的范围内自行立法，禁止其将被授与的立法权再转授与其他部门。

　　（二）国家课以公民各种金钱给付义务时应遵守的实质性原则

　　国家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时应遵守的实质性原则，必须根据不同种类义务的事物本质，从不同种类的公民金钱给付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出发，设定相应的法治国比例原则等要件，以符合实质的合理性。

　　1、税收。税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由于财产权受宪法保障，私人得以自由使用、受益、处分，但私有财产亦须仰赖公共服务的提供。亦即营利行为之前提，在于市场虽非国家所形成，但国家组织结合促成市场，并提供法律秩序之保障以使市场运作。由此，财产的市场关联性决定了纳税义务实为国家法律上保障经济自由之对价。[14]此外，由于国家国防、外交与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因与具体的个别国民通常无直接关系，因此，无从设定人民与国家之间相对待的给付义务。而在国家的其他的例如振灾、抚恤、救济失业等事务范畴，虽可认定人民应承担其费用，但国家有其原应具有之功能，亦不得因经济之考虑，而将人民拒之门外。因此，国家必须拥有广泛的财政收入来源，且该来源与所从事事务之间，并不具有相对待的关系，此即税收。[15]税收制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国家因此可以获得更完善和更有保障的资金来源，而且在于税收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得以实施。此外，税收的优势还在于，按照个人能力课税，使个人的赢利能力与社会国家的前提保持一致。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在财政上无不表现为“租税国”形式，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租税国”为法治国家的宪法国体。[16]

　　税收征收应遵循的原则：（1）量能征税原则。税收的特征在于无可归属于个人的对待给付，同时也无法就其对待给付加以衡量其价值，因此，纳税义务的衡量标准，只能依据量能原则，针对人民之经济负担能力而定其纳税义务。即对税而言，无法就个人的利益或受益加以追究，只能考虑何种税收负担符合其负担能力。税收虽无对待给付，但其亦非纳税义务人之特别牺牲，相对国家须为一般政务推动，其具有共同报偿之特性，且人民在课税前后之市场竞争力应相同，而人民在事前即得藉由法律规定预知其税收负担，事后并得以司法救济之。[17] （2）征收有度原则。税收属于对人民财产权的侵犯，因此必须有节制，“要把国家的收入规定得好，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需要。当取之于民时，绝不应该因为国家想像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臣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了”。“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18]熊彼特认为，租税本身有其不容逾越的界限。当国家产生异化，逾越了租税的界限，则租税国家将失去存立基础。越过了课税的界限，政府所每多一分的增税，所象征者，并非每多一分的税收，反而只是生产力的减损一分。从财政学的观点来看，倘借用拉弗曲线——税率与税收的正比关系，将会因为达到一个最适顶点而终止，倘课征的税率，超越该顶点所对应的最佳税率，则税收反而会减少。进而认为国家有一整体经济负担的税负，过度课征的结果，经济的诱因将因而减损，反而可能流失税源。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于公权力的课税权，对于人民在社会经济的私领域的经营成果，其所要求的分享，势必不能过度，此即过度禁止原则的体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