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当明确占有的性质。

　　关于占有的性质，学者及立法上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权利说、事实说。

　　1、权利说。

　　该说认为占有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事实状态。权利说来源于日耳曼法。在日耳曼法，占有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事实状态。所有权与物权并没有严格区分，Gewere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权利，因为日耳曼土地上的权利不易确定须借占有状态表彰权利，以占有推定某种权利的存在。“占有即权利的外衣”，占有与本权为不可分之结合体，同受法律的保护。《日本民法典》明确规定占有是一种权利，称之为占有权，规定于物权编中。《日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占有权，按照自己所表示的意思，而持有这个物件的，取得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日本民法中“占有权”即为占有的概念。

　　2、事实说

　　该说认为占有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是权利。事实说源于罗马法。罗马法最先将占有引入民法，对占有——这一普遍的日常生活关系进行法律保护。“占有（possessio）在罗马人那里是指一种使人可以充分处分物的、同物的事实关系，它同时要求具备作为主人处分物的实际意图。‘占有’这个词的含义是指真正的掌握（signoria），一种对物的事实的控制（dominazione）。”因此，在罗马法中，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事实状态。其实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法国、德国民法典都依此说。《德国民法典》第854条规定：“取得物的占有，是由于取得对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力。”法国民法典》第2228条规定：“对于物件和权利的持有或享有，称为占有；该物件或权利由占有人自己保持或行使，或由他人以占有人名义保持或行使。”可见，“所有人”与“占有人”可以分离，“占有”为对权利的事实上的行使。

　　日耳曼法占有制度是日耳曼特有的经济、政治背景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日耳曼法主要是封建农业经济，土地成为最具经济价值的财产。而当时日耳曼形成了“马尔克公社土地所有制“即“土地总有制”。这种“总有”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色彩，与日耳曼人集体游牧式生活方式相关。在总有制下，公社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上的居民仅拥有对土地的有限的利用权，经过斗争，公社的权利越来越弱，社员的权利越来越强。因此土地的利用就成为日耳曼法的中心。而占有作为对物进行利用的外在表现，就显得更为重要。当居民对土地的占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时候就上升为一项权利，即“占有权”。

　　而罗马法则不同。罗马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的中心是财产的交易、流转。在物权制度上则重视财产的归属，而财产的流转交易只被认为是取得财产的手段。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物权只是为更好的实现所有权而产生。在这种观念之下，占有只是一种事实状态。法律保护“占有”是为了保护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