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基督教神学史回到“三个至上”的讨论。也许志铭教授和振民院长并不是在神学意义上用“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不过，他们以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的言说风格却有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全然没有法律学者应有的审慎和批判精神，因为其间容不得理性的质疑。不妨举其中一二事，略为申说。

　　振民院长说“三个至上”表达的是对于法院的不同侧面的要求，也就是他所说的“一体三面”。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案件的时候，这不同的要求之间仍然会发生矛盾。姑且以不久前刚刚收场的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为例。假如（强调“假如”）按照法律的严格规定，邓玉娇应当认定为无限正当防卫，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在网络上人声鼎沸，民情嚣嚣，但是人民的呼声并不一致，假如七成左右的网民认为应该严格按法律规定，邓玉娇不该负刑事责任，但是还有三成左右的网民认为邓玉娇毕竟杀了人，不负任何责任是不合理的。又假如地方党委认为考虑到此案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既维护政府形象，又不至于引发更严重的危机，不要对涉案地方官员作出刑事处罚，同时需要对于邓玉娇作出既构成犯罪、又不要进行实际处罚的判决。如此一来，法院就必须协调这三种不同的要求。请问振民院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法官指一条路：他们该怎样判决，才能做到三个都至上，或者怎样才能达到你所谓的“从政治上、社会效果上和法律上要做到高度、有机的统一”？

　　说到这里，不妨顺便质疑一下西北政法大学的贾宇校长。他的发言看上去要力求避免出现法官以“三个至上”作为规避执行法律的借口：

　　“三个至上”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是司法人员办案的具体操作规范，这一层次定位必须明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也不能允许法官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视为不同的裁判标准。否则，“三个至上”在司法裁判中就可能沦为法官个人的任性，或成为个别人枉法裁判的借口，从而使司法变得不可琢磨，丧失公信力。（出处同上）

　　也许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贾校长的良苦用心，可是，他的用心是否符合倡议“三个至上”者的真实意图却是大可怀疑的。假如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还是一味地严格依法，只是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那就没有做到真正的“三个至上”。法院是做什么的？它的全部工作无非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假如不能把某种要求变成裁判规范，这种所谓要求无疑就名存实亡了。类似的策略也为韩大元教授所采用。他说什么“‘三个至上’应该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宏观的、政治层面的指导思想，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一理论。如把‘三个至上’简单地视为具体审判业务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降低了‘三个至上’的理论高度。坚持‘三个至上’，就是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在这里，贾校长以及大元院长分明是要把前两个“之上”给架空，“一脚踢到楼上去”，分明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把“三个至上”暗转为“一个至上”。他们的这种策略让我看出其中的几分狡猾，不知道最高法院邀请贾、韩二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否是选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