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的变迁原因。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由“熟悉到信任[8]”的社会：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从出生到长大都被其他人（主要是同一村子或者单位）知道得一清二楚，“兔子一般会吃窝边草”吗？这时，大家传统的良好道德足以维持、支撑一个社会的存在和渐进发展，虽然这时也有一些破坏分子，但是相对于整个社区的秩序来说，是稳定的、有秩序的，也是有道德的，即大家经常说的“民风淳朴”。而当今的社会却是一个陌生人或者说相对陌生的社会，比如说，一个小商贩，跑到我们学校对学生倾销一些廉价的商品，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能找到他来负责任吗？换句话来说，我们传统的道德对于他们的制约已经没有很大效用了。特别是在这个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也就是我们在急速地跨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中，而我们又没有将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道德建立起来——法律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出现“失序”的现象。

　　再次，历史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道德至上，以道德约束皇帝、大臣以及普通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的信条，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压器”作用；但是，如果将之推之及至，就成了一种北大著名学者苏力教授所说的“道德的世界”（苏力：《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3－238页），也即一种“泛道德主义”——即只从结果的好坏去评价一个人——而且成为当时治理者的一种统治策略：对百姓的正面作用或许超过负面作用[9]。但是，其在现在就不能简单地仅以“道德至上”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评价别人；如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对具体的问题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只是一种治标的策略。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医患关系”，医生不断指责患者及其家属的“无礼取闹”，患者及其家属不断指责医院“仗势欺人”，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注意，媒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的第四支力量，其职业道德没见得就比其他职业高多少），问题更加“复杂”，医患关系更趋紧张，前一段时间就有有家医院戴钢盔上班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最终是到医院看病，何必将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只要有一个医生存心使坏，我们就会“倒霉”；当然，笔者不是说，对之听之任之，等他“欺负”我们，而是强调要分清事实，那些的确是他们错的，那些是“不可抗力”，这样就不会犯“泛道德主义”的错误，对别人的评价才是恰当的。而我们恰好就是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通常就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