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夏鼎铭先生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十分重视党报的批评、监督作用，包括它对党的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的批评、监督。尽管列宁十分强调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必须无条件的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在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与监督，但同样强调（尤其在建设时期）报刊应无情地揭露和批评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缺点，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尤其要反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同样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害怕别人的批评，并坚决反对压制批评。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9页）

　　事实上，“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不仅缺乏国法党纪依据和正当理论基础，而且这样的指示及其惯例化、纪律化，会直接带来“三个不利于”的后果，即不利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不利于党的建设与完善，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首先，“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不利于公民言论自由的发育和健全。宪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言论自由有其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表达赞成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包括表达反对或批评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不仅包括单纯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包括通过媒介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有权通过媒体表达反对或批评意见，及行使批评监督的权利。公民批评监督的对象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国家、政府、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其他公民，还可以是批评者自身。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作为享有言论自由和批评监督权的公民，当然有权进行批评，包括借助党报在内的媒体进行批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堵塞了公民通过党报对同级党委进行批评的渠道，是对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监督批评权利设置的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