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了20集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泪眼婆娑之余，不禁思绪万千。于成龙被康熙皇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个电视剧却给他冠以“一代廉吏”的头衔，颇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知道下“一代”在哪里的意味。有趣的是，似乎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一个（不是一代）著名的清官廉吏，宋代有包拯，明代有海瑞，清代当然是于成龙。

　　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大多都表达了对于成龙等清官的赞叹、崇敬和迷恋，对现行吏治的痛斥、批评和不屑。不过，我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清官廉吏既不代表过去吏治的传统，也不标示着现在和未来中国的吏治建设之路。于成龙等清官廉吏并不揭示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甚至，过于迷恋清官，形成所谓的清官情结，反而有害于——至少不会更加有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

　　中国人对清官的迷恋、对好皇帝的祈盼由来已久。包公、海瑞、唐太宗、汉文帝等等都是各种戏剧故事的主角。几乎可以说，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就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然而翻开中国的历史，不说一部中国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清官和好皇帝的数量却是寥若晨星，绝对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即使有幸出现几个清官和好皇帝，他们的周围又是什么人呢？于成龙算是比较幸运的，恰好碰上了康熙这个好皇帝。于成龙有开明皇帝的支持，才能够得心应手做点事，尽管其他大臣大多站在了于成龙的对立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在危难时期，清官甚至好皇帝都是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

　　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清官总是奇缺呢？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大，答案可能涉及诸多方面。但是就我的认识而言，我以为，清官的奇缺主要是由人的自然本性，确切的说，是由人性的本恶决定的。人性终归是好逸恶劳、拈轻怕重、贪图享乐的。清官的做法违反人性，贪官的做法符合人性，做清官还是做贪官，孰难孰易，一目了然。人性中难道没有善的力量吗？即便有，人性善的力量和人性恶的力量比较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清官就象征了人性中善的力量，贪官就代表了人性中恶的力量。做清官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做贪官的难度。因此，清官注定是稀缺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太多。

　　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夸大自我修养道德约束的实际作用，从而放松了对官吏的实际的制约和监督，听任官吏的恶德恶行信马由缰，其结果是清官的数量极其稀少，且大多数清官也是个人自我修养的结果。例如于成龙，20年不归家、不带家眷、不纳妾、不贪财、不受贿、粗衣陋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讲奉献不讲索取，试问这般比苦行僧还苦的生活有几人能做到。苦行僧只要修行，而于成龙还要做事。可以说，中国的清官都是依靠自身内在的力量，依靠自我修炼顽强奋斗的结果。清代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也是如此。而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一方面强调人的教化修养和信仰，强调人的忏悔和赎罪，另一方面，又强调外在的法律制度的制约和规范，其结果是清官的数量反而到达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南方周末》曾经报道，北欧国家丹麦，从公元1800年至2000年200年间没有查处一个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美国建国200多年也只查处了37名有问题的法官。美国有50个司法独立的州，平均一个州200年不到一个。反观我国，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到各地法院法官被抓起来的人数不知是37的多少倍。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政府官员了。可以说，西方人的人性本恶的观念和认识论实际上是西方法治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