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问题和原因

　　（一）现行刑事审判方式的特点

　　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我国确立了超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主要特点有：1、庭前实体审。起诉时检察机关将全部证据材料移送法院，开庭前法官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经过阅卷和调查证据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决定开庭审理；如果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2、庭审中，法官直接实施证据调查并推动审判进行。法官根据案卷材料直接进行讯问被告、询问证人、被害人，宣读证言、鉴定结论和各种笔录，出示物证、书证，审判的进程完全由法官掌握。1979年的审判方式确立的庭前实体审的特点导致了“先定后审”和“庭审走过场”。而法官依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直接调查，使控辩双方难以充分发挥其法庭控辩功能，特别是举证和质证的功能。影响了法官客观中立的观察立场和外部形象。

　　1996年我国对审判制度尤其是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具体有：1、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削弱法官的调查职能，由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互相质证、辩论，充分发挥公诉人、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作用。2、修改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介入，了解案情，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3、取消了全部案卷移送制度和法院的退回侦查权。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有明确的指控事实，并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开庭审判，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在法庭上由双方质证，进行核实，不需要开庭前全面调查。

　　（二）现行刑事审判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可以说，我国在原有的超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基础上，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方式，形成了新的审判方式。但是新的审判方式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从犯罪控制的视角来看，严重影响了真实的发现和审判效率。具体如下：

　　1、检方追诉质量不高，导致案件撤诉率高或者案件久拖不决

　　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改变了以往的全案案卷移送制度，改为移送主要证据。取消了法院的退回侦查权。六部委《规定》第3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不得以上述材料不充足为由而不开庭审判。这项规定虽然在防止法官预断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却使审判权无法对公诉权进行制约，容易导致公诉权的滥用。因为只要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完备，附带的证据材料符合法律的要求，法院就必须开庭审判。即使检察机关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条件，法院也无权将案件予以驳回。因此，公诉权事实上具有了直接启动程序，导致审判的效力，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是导致滥诉，从而导致案件撤诉率高，造成了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由于法院不享有通过程序纠正滥诉、错诉的权力，因此，大量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无法在审前过滤而进入审理程序。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的不正当起诉，通常是由法官商请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对于不予撤诉的案件开庭审判宣告无罪。有资料表明，仅从2001年到2005年5年间，共计7112余件刑事公诉案件被作撤诉处理，相继有10余万人曾经被不合法或不合理地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而后又撤回起诉。[12]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证据不足是案件撤诉最主要的原因，占撤诉案件的55%左右。[13]二是侦查质量不高，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对于检察机关来说，由于法院不能事先对证据可能不足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对公诉权实行制约，只能在事后通过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来对行使不当的公诉权进行否定，因此，对于控方来说，起诉前的侦查阶段有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起诉后的审判阶段有法院调查证据，因此，控方在审查起诉时易于懈怠，对于模糊的事实没有澄清，对于需要补充、核实的证据没有进行补充、核实。我国的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都有重言词证据而不重视实物证据的倾向，而在没有实物证据的情况下，一旦言词证据前后出现反复，就容易造成证据链条断裂。实物证据比较容易灭失，而刑事案件尤其是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都比较长，待到审判阶段时，已经时过境迁，某些证据已经无法补强。法官对于有一些证据但是证据又不是很充分的案件难以下决心，只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还重审，再由一审法院找侦查机关协助调查、补充证据。而大部分此类案件发还重审都不能实质性地调查、补充到证据，只能留有余地判决。[14]久拖不决的后果降低了诉讼效率，留有余地判决则不利于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