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之中，根据法治主义“公权力法定”的要求，宏观调控权的设定和行使行为必须受到相应法律（包括“实体性法律”或“程序性法律”，以下同）的规范——任何一种未受到“实体性法律”规范的“宏观调控权推定行为”，或者未受到“程序性法律”规范的“宏观调控自由裁量权行使行为”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正因如此，在一般法律学语境之中，所谓“宏观调控失范行为”——“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失去相应法律规范的行为”，既不具有任何形式合法性，也不具有任何实质合法性，与“宏观调控违法行为”并无多大差异。相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我国作为转型国家“新制度的建设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步展开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制度本身要逐步发展，各种制度之间还要相互适应，每个因素之间互为前提、互为条件、逐步演变、逐步发展，不是一夜之间只要‘作出了决定’、‘公布了决议’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时间过程”。[6]也正因如此，我国转型期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在“控制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行为”等方面不可能是完善的，难免会有很多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存在，势必使得我国转型期内宏观调控活动中产生“调控法律乏范状态”，即“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缺乏相应法律规范的状态”。但是，即使是在这种“调控法律乏范状态”之下，“转型中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对于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的内在需求”——转型期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社会经济利益仅通过“私权力”分配将“显失公平”的必然性，需要我国有关国家机关拥有和行使宏观调控权，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控；同时也在社会主体之间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体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并且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达致公平。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宏观调控法律乏范状态”，亦即“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缺乏相应法律规范的状态”之下，我国某些国家机关不得不“自行推定和行使宏观调控权”，实施某种“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失去相应法律规范的行为”，亦即“宏观调控失范行为”。显而易见，我国转型期内存在的这种“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失去相应法律规范的行为”，亦即“宏观调控失范行为”，虽在形式上缺乏合法性，却具有一定的“实质合法性”。这里应强调的是，我国转型期内存在的这种“宏观调控失范行为”，与一般法律学语境中那些既不具有形式合法性，也不具有实质合法性的“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即“宏观调控违法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以法律变迁为核心的我国“转型法律学研究”之中，不能将“宏观调控失范行为”与“宏观调控违法行为”简单地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转型过程中要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也许只能实事求是地分为两个步骤：先承认“宏观调控失范行为”存在的一定的“实质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完善，逐步规制“宏观调控失范行为”，以使“宏观调控权之设定和行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趋于统一，并最终达致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目标。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将我国转型期“宏观调控失范行为”置于转型法律学语境之中，作为一种区别于“宏观调控违法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予以研究，进而探寻规制这一特殊“宏观调控行为”的基本进路，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