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手段上过于依赖刑事实体法尤其是依赖刑罚的作用，而忽视其他法律和刑事社会政策对经济犯罪的作用。
就现代法律体系而言，刑法属于对人的行为进行第二次调整的法律。经济犯罪作为法定犯，首先是违反经济行政法规的经济违法行为，只有经过详细的经济行政法过滤以后，对经济犯罪行为的调整才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有关经济犯罪的刑法规范与其所依托的相关法律缺乏这种有效的衔接和过滤机制，而仅仅依赖刑事实体法尤其是依赖刑罚的作用，那么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便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就呈现了这种缺陷，一方面出台了多个有关经济犯罪的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希望通过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刑法典就可以解决经济犯罪问题，显然这种想法是过于简单了。另一方面经济行政法规的滞后或欠缺也使得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的效果难以很好体现，二者难以很好的协调。以有关证券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典设立了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而《证券法》于1998年12 月29 日才得以通过，而且两者之间涉及证券犯罪的内容并不协调。同样立法机关颁布的几个《刑法修正案》，已经将期货交易活动也纳入《刑法》调控范围，而《期货交易法》时至今日仍未出台。必须要意识到“在经济犯罪的领域内，刑法以外的预防性行为比各种事后的刑事制裁都更有效，这已经属于对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的可靠的认识。”[7]
三、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构想
建议从以下方面构建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
1、建立科学的刑事政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