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假设美国1935年的社保法没有建立一个统一制度，那么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社保制度必定也会像法国那样，既是一个人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安全网，也是一个“烫手山芋”，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火药桶”。英国的案例说明，碎片整合的时间越早，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法国的教训显示，碎片整合的时间越晚，整合的难度越大，甚至不可能。美国的事例说明，一起步就建立一个统一制度，是一个最理想的境界，既可成为促进消费寻求的制度保障，在金融危机时又可成为阻止危机传导的一道防火墙。

　　启示：中国的社保覆盖范围狭窄，不利于转变生产方式和应对金融危机

　　截至2009年3月初，在这场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欧美金融业受到重创，总计损失了1.23万亿美元，其中银行8844亿，保险业2166亿，政府发起企业（GSE）1313亿；而中国金融业却一枝独秀，业绩斐然，几乎毫发无损。相比之下，中国实体经济却受到极大冲击，劳动力市场受到十几年来最为严峻的一场考验，截至2009年1月底，仅因金融危机失业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就多达2000多万人，占全球新增5000万失业大军总和的近一半。

　　与金融业相比，为什么我国劳动力市场遭受如此重创？从增长方式来看，显然是在外贸依存度太高的条件下易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从社保制度的角度看，由于覆盖率太低，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待遇，失业后的缴费能力仅能维持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危机期间内需更加难以启动。

　　多年以来，社保制度覆盖范围始终很小，这个缺陷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心有余悸，不敢消费，边际储蓄倾向很高，逼使增长方式不得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经济结构必然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大量外向型企业歇业和倒闭造成失业人口比重过大，反过来更加制约了内需的拉动，不利于经济的复苏，甚至在财政刺激方案中也不得不较多依靠项目投资拉动增长。例如，在四万亿人民币刺激方案中（5680亿美元），包括住房在内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的“福利支出”比重占14%，如不包括住房，“福利支出”仅占4%；而在过度消费的美国，在其7870亿美元刺激方案中，包括住房和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在内的“福利支出”比重占28%，即使不算住房，也高达26%。由此可看出，社保制度覆盖面狭小有可能导致对现行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对刺激方案支出结构也有一定的惯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