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正当性首先在于防范专制。对不民主的国家来说，培育和发展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依然是极其急迫和可贵的——尤其是在腐败和“邪恶私益”横行肆虐的国度，自由主义民主不许任何政治集团变成永久性的皇帝及宫廷。与专制相比，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掌权者与人民利益的同一化。它的大多基本制度和价值都是弥足珍贵的，如竞争性选举、言论、结社、出版和免受恣意逮捕和监禁的自由等。但本文的社会性、逻辑性和规范性质疑表明，对人性来说，它们是不够的，自由主义民主为这些制度和价值提供的保障也是不牢固的。它所假定的人性其实只是人的动物性，这导致它所主张的民主，只能是瘦弱的、半吊子的、内含自杀的逻辑可能性的民主。它不能充分地实现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就中国的“一体三位”的民主新纲要来说，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无疑要求通过代表制来连接执政党与人民，但仅此是不够的，还不能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当然，它也不能与人权和法治有机统一起来（前文已经说明）。
中国虽不曾成功确立自由主义民主，但当下的中国却是全面的功效化和经济化的国度。“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服务经济基础”——在这种意识风暴的席卷下，中国告别了病态狂热的疯民极权时代，但却从一极端蹦到了另一极端。一方面，强劲的、连续性的革命意识和行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原本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政治正确”新教条的主导下，“生产和消费”成了中国人的意义和中国“政治”的意义的根本。中国进入了“去政治化”的时代。在口头意识形态告白中，人民当家作主依然是执政者民主话语的主导理念；但在实际权力关系中，当代中国却主要是无政治的领土概念。这种背景文化，甚至也给原本与功效主义无关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染上浓厚的功效主义色彩。在统治层面，权势阶层要么迷醉于GDP的增大，以招商引资为名，心甘情愿地被私人利益俘获；要么沉湎于私利的争夺，把政治变成施展私己意志的场所。中国政治的寡头化及特权结构，已成为毋庸讳言的冷酷现实。贫富分化以史（世）无前例的速度急剧登场，政府的信用也流失殆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之事，而非众人之事。每个人都只是经济人、消费者，算计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础。中国迅速从全面的道德狂热坠入彻底的道德沦丧。今天，很少人关心政治：因为众人被“政治”遗忘，所以众人也就遗忘了政治。人乃至一切存在的价值，似乎全都取决于可以货币来衡量的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忠诚、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责任感，经常被主流意识看成是荒诞可笑的疯傻举动和精神变态。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概正是感慨于此。这些转变，原因复杂，但从意识层面来说，在野的功效主义或自由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显然难辞其咎。目前须要扭转这种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而单纯的自由主义民主注定只能强化该趋势，它不应成为当代我国民主化的规范模式。否则，列宁所谓的“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的‘民主’”，就很可能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民主登场之机，可能正是它被推翻之机，可能正是极权政治复辟之机。
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不是对民主理想本身的否定，更不应该成为以多数穷人独裁取代少数富人民主（事实上的富人独裁）的理由（历史证明，穷人对富人的独裁必定会演化成对一切人的独裁，一旦承认独裁的正当性，就很难在实践中恪守独裁的边界），而是对改革和完善传统民主模式的呼吁。这些质疑并不表明，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是应予放弃的。认为这些质疑否定了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的人[78]（无论是主张以派阀意志为基础，还是主张以阶级意志为基础），错把共同意志当成了以既定偏好为基础的加总意志：共同意志也承认多数决，但却从不认为多数决应以简单加总既定偏好为基础。这些质疑只不过表明，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实现民主的原始承诺（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不能达成共同意志，甚至不能实现自由主义民主自身的承诺（公共福祉的最大化），达成加总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承诺和共同意志的模式根本不存在，不意味着应放弃这些承诺。民主的追求者应在继承自由主义民主的合理要素（这些要素因为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而被玷污）的基础上，结合今日民主制下风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民众要求深化民主的愿望和实践，检讨关于人和社会的看法，拓展自己的民主想象，努力探求更正当的民主模式；民主理论应从经验主义的泥沼中奋起，应在吸收经验主义关于人和政治的现实可能性的洞识的基础上，回归规范主义，重新担当起传统的使命，即对既存政体提出批判和激进的评价。政治也应该从动物性复归人性，从单纯防恶走向防恶与发展（扬善）并重，从经济人的市场均衡走向参与人的理智论坛， 从支配性关系走向自治性关系，从巩固现状走向改革现状。
自由主义民主论者可能会反驳说，是的，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是被诸多难题困扰，但任何替代性的、希望转化人的偏好的方案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要比自由主义民主更糟糕，后者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这种说法有其经验上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为经验上曾经部分地如此，就认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其他任何民主模式，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这种态度只不过表明反驳者民主想象力的贫乏，表明反驳者被先入之见——特定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禁锢了头脑。下篇所构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议模式”就是坚持、拓展和改善自由主义民主、以对既定偏好的自由且正当的转化过程为基础、但同时又不会导向专制的民主模式。下篇将证明，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以及开篇提出的“一体三位”的课题，实质上要求从自由主义民主走向“公议民主”。
【作者简介】
翟小波，北京大学法学院，北大公法中心成员。
【注释】本文是“走向公议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之重建（纲要）”的上篇，关于某些命题的论证，具体在下篇展开， 本文仅以“见下篇”示明。
长达三年的写作及与学友的交流，使我欠下累累情债学债，感谢北大法学院青年教师工作坊，感谢张伟仁、王锡锌、陈端洪、刘松山、郑春燕和章永乐等师友。关于注释：文献在第一次被引时，注明全部信息；再次引用时，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及页码。本文引用Rousseau的Du Contrat Social，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引文所在的卷/章/段的序数。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Préface.
李锐，《厚土——生命的报偿（代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页217。
见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另外，中共二大宣言把“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最低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说法，只是在78年之后才较常见，此前主要用“人民民主”，其内涵和“人民当家作主”基本相同。
对更真实、更广泛的民主的追求及其阶级化解读的具体内含，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另见梁柱（主编）：《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人民当家作主”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过程及内涵，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66-72。
重建后的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内涵，见“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30）·二和（35）·五。
类似观点，见陈端洪：“论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新纲要的详细内容，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007年10月15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十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页385、386、389、390、392-93。
Samuel Moyn ,“Antitotalitarianism and After”,in Pierre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C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23.
这是陈端洪先生对我的批评（郑州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论坛，2008年4月）；在数次演讲中，评议人和听众屡次提出类似问题。
关于此，笔者将另撰专文，这里不予详说，只是指出：除深厚的民本思想巨流外，模糊的公议（清议—区别于清谈）民主观念也深植于中华先民的政治追求之内。
不论是批评Bentham 和James Mill的马克思和C.B.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2,4），还是专门研究Bentham的Frederick Rosen(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都持此观点；但这里反思的自由主义民主，只是“经典学理版”的狭隘的“实践版”。近三十年来，按照剑桥学派的历史主义进路，一些学者发现，Locke和Bentham的民主思想，要比流俗的解释更丰富、更宽广。关于Locke,见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John Yolton（ed.）,John Lock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James Tully,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Locke in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关于Bentham,见Frederick Rosen,前引书; Philip Schofield, Utility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见Jürgen Habermas,“The 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Constallations 1,1994,pp.1-10.
见C.B.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见Jon Elster,“The Market and the Forum”,in Jame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 ed.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MIT Press,1997
归纳的根据，主要是前引Habermas, Macpherson, Elster之文，及 John Dinwiddy, Bent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79-89。
Jeremy Bentham, On Utilitarianism and Government,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0,p.463. 另：传统的加总式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都强调公共福祉，但二者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表现为个体既定偏好之加总而构成的加总意志（Volonté de tous）, 后者表现为以个体间共同性为基础的共同（Volonté Général），后文对此会详释。
Jeremy Bentham, First Principles Preparatory to Constitutional Code,ed.Philip Schofield ,Oxford,1989,p.3.
见Harold A.Larrabee( ed.), Bentham’s Handbook of Political Fallacie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7, p.xx.
这不是说它明确禁绝公议交往——此乃Rousseau的说法，而是说它不曾积极自觉地把公议交往视为民主的必要过程，不曾在规范层面重视和推动公议交往；在现实层面，自由主义民主下的公民主要是各投各的票，很少就政治行动开展公议交往；即使交往，这交往也很少是公开、平等和自由的。
这最后一点，完全不是Locke和Bentham当初的观点，而是自由主义民主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新发展。
马列主义缺乏厚实的政治哲学，即是明证。
Maurice Hauriou,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p.3,Septième Édition,Recueil Sirey,1911.
见王锡锌：《公共参与和行政过程》，第一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年。王先生近些年关注并思考当代行政的正当性，一以贯之。他从自由裁量权的普遍性和行政的政治化的角度，诊断当代行政的正当性，提出要从“形式法治正当化模式”走向“多元主义正当化模式”，从“行政过程的公共参与”入手，推动行政的自我正当化。本小节的阐述，曾从其著作和言谈中获益。
见王锡锌，同上。
见Dieter Grimm, ‘Ursprung und Wandel der Verfassung’（
宪法的起源与变迁）, in Isensee & Kirchhof. (eds.),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3. rd. edn., Vol 1, C.F. Müller, 2003)；: Entstehungs- und Wirkungsbedingungen des modernen Konstitutionalismus（现代宪政的兴起与作用条件）, in : 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 Frankfurt/Main，1991.感谢钟瑞华和刘刚提供译文。
见上引Dieter Grimm文。
见Alan Roxburgh ,“A Summary of Ulrich Beck -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http://www.nextreformation.com/wp-admin/resources/risk-society.pdf，08年6月访问。
关于中国风险社会的初步分析，见熊光清，“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载《教学与研究》，2006，第7期。
见翟小波，“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见翟小波，“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3/20.
详见翟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35。
Rousseau,Du Constrat Social,3/1/19.
见Nicholas Henry,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8th Edition) , Prentice Hall,2000,p.19-20.
见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p.19-20.
Carl Schmitt,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Chapter 2,The MIT Press,1988.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1977,p.235.
Ibid.,pp.234-36.
Jeremy Bentham, 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specially applied to English practice,Ed. J.S. Mill, V.iv.London, 1827,p. 475 ,reprinted in John Bowring,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6, New York, 1962 ,p.334.
关于基数效用之于公共选择的重要性，参见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在此，笔者不考虑相对多数决，尽管该规则能达成一致的公共决策，但该规则所导致的，常不是多数决，而是少数决。
见M.Dummett,Voting Proced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42.
Ross Harrison,Democrac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p.205.
Kenneth 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Julian H.Blau,“The Existence of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Econometrica,25,pp.302-13. 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简明易懂的解释，见Harrison,Democracy,pp.206-216. 本文的归纳主要参照William H.Riker,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San Francisco:W.H.Freeman, 1982, pp.115-119.
关于此定理的经验证明，见Riker,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Waveland Press, 1982.Ricker,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Tullock,＂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Monopolies and Theft＂,West Economic Journal,5,1967.
见John S Dryzek and Christian List,“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p.4，
http://personal.lse.ac.uk/LIST/PDF-files/SCTBJPS.pdf，2007年5月9日访问。
关于投票悖论概率的测算，见Colin D.Campbell and Tullock,“A Measu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ylical Majorities”，Economic Journal,75,1965;Richard G.Niemi and Herbert F.Weisberg,A Mathematical Solution for the Probability of the Paradox of Voting, Behavioral Science, 13，1968。
见 Ross Harrisson,Democracy,pp.200-204.
见William H. Riker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另见William H.Riker,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William H. 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p.119.
见 Allan Gibbard,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 result, Econometrica, Vol. 41, No. 4 ,1973, pp. 587–601. Mark A. Satterthwaite, 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Conditions: Existence and Correspondence Theorems for Voting Procedures an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 ,April 1975, 187-217. Alan D. Taylor, The manipulability of voting systems,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April 2002.
D.Black,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详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以Joseph Schumpeter，Anthony Downs和Robert Dahl为代表。
翟小波，刘刚：“什么是代表制?”http://www.gongfa.com/zhaixbdaibiao.htm, 2008年6月访问。
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3/15/6.
见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PUF,1963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列宁的相关论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二版，页616-714。列宁把暴力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性补救方案，固然令人失望，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即本文所说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虽失之夸张，但却入木三分，以片面但深刻的形式，凸现了该模式的难题。
Federalist,No.10.
European Social Survey,2003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62。
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4，页98。
“普遍说来，在欧洲各民主国，人民的多数对政治阶层只有很微弱的信任。”Pascal Perrineau, “La Crise de la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dans La politique en France et en Europe(Sous la direction de Pascal Perrineau et Luc Rouban),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2007.这里只举一例：2005年，两院联席会议（联合议会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以92%选票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却被随后的全民公决否决。
Discours du 7 septembre 1789 sur le veto royal.
Pascal Perrineau,“La Crise de la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p.15.
Bruno Denis, La participation politique. Crise ou mutation?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2006.
这也正是马克思对Bentham的批评，见Willian Twining ed., Bentham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Dinwidd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9.
此乃Arendt和Macpherson一系列著作内的重要主题，故不再注明具体出处。
《共产党宣言》。
见Marcel Gauchet, , Le désenchantement du monde, Gallimard, 1985.
Peter Sellick，“The problem with liberal democracy”，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4030 ，2006年2月访问
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43.
Alan Bloom,“Jean-Jacques Rousseau”,in Strauss and Cropsey ed.,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ir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567.
这是Barber的说法，参见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的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最主要的代表就是Riker，代表作是Riker,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