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当尽快颁布民法典，而不能完全依靠单行法或者单行法汇编的方式来实现民法的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大量民事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和各种司法解释，已经从总体上消除了民事法律“无法可依”的现象。但由于没有颁布一部民法典，各个单行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微系统。而且单行法相互之间出现大量的重复和矛盾现象，尤其是因为单行法自成体系，彼此之间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模糊，裁判规范的性质也难以认定，这些不仅给法院适用法律带来了困难，而且给民众知晓法律增加了难度。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事立法的体系化问题。换言之，我们应当采取法典化而不是单行法汇编的方式来实行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未出台一部民法典，因此也并未发挥出法典化的积极效应。因此，在目前的状况下，谈论所谓去法典化为时过早。在我国现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尽可能制定民法典，当然，在制定民法典时，也要关注“去法典化”的现象，注重协调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避免单行法自成体系。在编纂民法典之时，要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具体条文上不要过于僵硬，在制度设计方面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并适当地制定准用和授权条款。如果我们要照搬所谓去法典化的观点，会进一步加剧单行法的自我繁衍，并将导致法律渊源的进一步混乱，这对我国显然是有害的。如果否定民法典的意义，就会导致民事基本法律制度难以确定，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难以获得充分的保护。
【作者简介】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1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王利明、郭明瑞、潘维大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47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转引自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 2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那蒂达林若·伊尔蒂：《欧洲法典的分解和中国民法典之未来》，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51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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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2版，顾培东、禄正平译， 15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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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学》， 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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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顿·戈登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7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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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ohn A·Spanogle& PeterW inship， InternationalSalesLaw： a Problem-Oriented Coursebook 51 (WestGroup ed·， 2000
Reinhard Zimmerman， Estudios de Derecho Privado Europeo 111， 112~59 (AntoniVaquerAloy trans·， Civitas ed·， 2000)
参见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1997年版前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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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佳友：《论民法典的特征与优势》，载《南都学坛》，2008(2)
参见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1997年版前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
Philippe Rémy， La recodification civile， in Droits， vol·26， La codification-2， PUF， 1998， p·1
参见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学》，2006(5)
参见伍治良：《论中国民法形式现代化之构想——中国制定民法典必要性之反思》，载《湖北社会科学》， 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