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法典中心主义现象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工业社会的急剧发展，市场经济日新月异，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问题，需要法律对其及时作出应对，而法典中心要求排除其它的法律渊源，显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排他性的规则逐渐被放弃。因此，在许多国家，在法典之外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判例法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量单行法的出现削弱了法典的中心地位，司法造法的现象日益明显、一些示范法、国际条约等的作用突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典的中心地位。例如，“在法国，《拿破仑法典》仍然有效，但《侵权行为法》却几乎完全是根据法典中的几条概括规定而发展起来的司法判例”[13]。自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去法典化和反法典化思潮开始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法典中心主义。
法典中心主义是大陆法系特有的现象，代表了大陆法系法典化运动时代的特有规律。以民法典为民事立法的核心，也推动了大陆法系国家民事立法的体系化。但是，民法典与所有的成文法一样，必然具有其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民法典本身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时，也有必要向其他渊源开放，充分发挥单行法、习惯法、判例法等法律渊源的作用。法典的开放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法典内容的灵活性和延展性，以及面向其他渊源的开放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在出现了反法典化和去法典化思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典中心主义。
二、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应坚持法典中心主义
法典化不仅仅是要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也不完全是通过体系化使民法各个部分按编章结构有顺序的排列。通过法典化来实现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在宪法的指导下，确立民法典在民事立法体系的中心地位。法典是制度文明的显赫篇章，是法的形式的最高阶段。[14]我们所说的法典中心主义，绝不是说要否定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而是指在民事立法内部，应当突出民法典的中心地位。在整个民事立法中，应当以民法典为中心来完善整个民事立法体系，确立民法典在民事立法体系中的优越地位。[15]我们之所以提倡法典中心主义，是因为法典化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构建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事立法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民法典是完善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