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正式审查程序。
立法法和其他两个备案审查法律文件中有关于正式审查程序的规定，但都非常粗糙：（1）缺乏审查主体分工的规定；（2）缺乏审查步骤的规定；（3）缺乏审查原则的规定；（4）缺乏审查表决程序的规定；（5）缺乏审查时限的规定。
4.正式审查之后的决定。
立法法及其他两个法律文件只规定了正式审查之后的“修改”这一种决定类型和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实际上当然不仅仅只限于修改这一类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的决定中也不仅仅是对与
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文件予以撤销这一种决定类型。
5.决定的效力。即被认为违反
宪法的法律文件应当自何时失去效力，是自始无效，还是自被决定违反
宪法之日起无效，甚至是被决定违反
宪法之日起若干个月之后无效[33]？我认为，以采用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与
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文件自决定之日起无效的做法更为妥当。换言之，被认为与
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文件自生效之日起至被决定与
宪法相抵触之日止，仍然是有效的法律文件，依据该法律文件所取得的所有利益仍然受保护。这样，对社会关系的稳定，对社会秩序的维持，都是非常有利的。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在以下两种情形下，需要适用
宪法：
1.法院审理案件无非为两个步骤：一是查明案件事实；二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在适用法律时，作为案件利害关系人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文件违反
宪法，或者审理该案件的法院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文件违反
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适用
宪法以判断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
宪法，直接依据存在疑问的法律文件作出裁判，则法院的司法功能即没有彻底完成。换言之，引起该案件发生的当事人之问的实体权利义务纠纷，便没有得到彻底解决[34]。
2.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需要适用法律文件，而此时国家的立法机关还没有依据
宪法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文件。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直接适用
宪法以判断公权力是否侵犯了公民的
宪法权利，公民的
宪法权利便实际上形同虚设[35]。
在我国，法院由于不具有对
宪法的解释权和司法系统中并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审理案件的法院无法依据
宪法判断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是否违反
宪法、侵犯了公民的
宪法权利，或者无法直接适用
宪法判断公权力是否侵犯了公民的
宪法权利。而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适用
宪法判断法律文件或者公权力是否侵犯了公民的
宪法权利。
那么，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呢？
立法法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但是，审理案件的法院是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还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
立法法并不明确。而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求送请，还是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送请的要求；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审理案件的法院的送请意见，请求法院应当如何处置？诸如此类的问题，
立法法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我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有上述问题，可以有以下两种做法：
1.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向法院提出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违反
宪法，法院也予以同意，或者审理案件的法院自己认为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违反
宪法，法院因案件的审理依据存在疑问而应当裁定诉讼中止。审理案件的法院应当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而不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因为，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们在审判上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关系，只存在审级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