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突出的展现是整体书的结构，第一编与第三编主要论述法治秩序问题，在第二编中，在我看来，他主要不是讨论了别人的思想观点，而是对别人著作中的法学研究进路、方法分析（有批评，有反对，有些只是“叙述”出来让我们自己分辨）——在这四篇文章中，其分别表达了：认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研究类型学的不足，提出了要以一些更具有弹性的分析性路径作为替代；阐释了法学研究的方法与素养的关系；法学研究的视野应该放在“求助野”上，这里的“野”或许却又不仅仅指农村；福柯如何分析与“构建”刑罚的历史。而且即使在第一编里也有关于法学秩序的论述，至少在《法学的借鉴与发展》一文表达出来了。

　　作者对法学秩序的关注放在了与法治秩序几乎同等的地位上，为什么呢？根据笔者的理解，或许他认为这两者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在《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提出的方法与素养的密切关系可以略知一二[⑧]；如果具体分析，则是：

　　法治秩序与法学秩序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是所谓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有一本体现象的出现，方法随之而来，只不过有时我们不能没有注意或者还没有发现而已；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方法论本身就有可能成为本体论的一部分，因为方法与本身的划分不是时时刻刻都是泾渭分明，在楚汉河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的区域，只有在各自界内才是清楚可辨的。也就是说，两者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且法学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法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思考与反思法学研究的过程中，造就了对法治秩序思考的自觉，而且通过不断的方法论反思，将方法融入到了法治秩序本身之中。在这一点上，在国内法学界中，这么做的学者不是很多，甚至可以说寥寥无几；而且苏力的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阅》一书中表现为，即其次，追求秩序的线索或历程：联通着法治秩序与法学秩序。这一点，作者在最后部分间接地表达出来，“书中的文章大致地分为三编，标准是形式上的，但不严格。‘秩序的阅读’的文字随笔、议论的性质；‘阅读的秩序’收入了四篇书评；‘阅读与秩序’是三篇较长的学术性论文[⑨]”。现在就对之解读，如下：

　　第一，在第一编“秩序的阅读（着重号原书上有，笔者注；下同）”中。这一编告诉我们，在我看来，就是在已经“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苏力语）”的苏力个人对生活的、现实的秩序的提出的自己的解读，在此解读的过程中，其没有借助别人或者很少借助别人，仅仅是自己的“朴素的、原初的”一些想法。就犹如一个孩子，比如说在电视上常见的一个公益广告，看见他妈妈为奶奶洗脚，就自己端一盆水为自己的妈妈洗脚一样，非常自然和真实地反映了自己对现有秩序的看法；那个公益广告，我相信，主要不是展示给孩子的，而是给已经有孩子或者即将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们的。在文章中，以注释少（证明很少借助别人）、篇幅相对短、思考的“随意性”与“瞬间性”（证明了思考的“朴素性与原初性”）为表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此的解读就不深刻，比如说，在安徒生童话之《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的观察是全场人物最为深刻的。如果再具体到这些文章，可以发现，首先从注释等形式上看，只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文的注释最多[⑩]，达到20多个（而在第三编最少也是50多个），其他文章最多才6个；从其理论的主题看，主要是阐释自己的元初观点和态度，在这里，笔者就仅仅以《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一文为例[11]做一阐释：

　　作者从语言秩序联想到市场经济秩序，以前者以读者是否读懂为标准，从而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秩序有序的标准以人们是否接受为标准；又以文章初稿需要修改，从而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也是一种草稿，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参与修改，特别是知识分子参阅的修改、甚至仅仅是解读这篇文章，发现文章的章法结构[12]；最后是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表态，也是自己的表态（特殊性），即给自己的任务——“阅读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实际的制度变化[13]”。简而言之，有三点，前提，语言与秩序的可比；论点一，判断语言有序的标准到秩序的标准；论点二，文章的可修改性，到秩序的可“修改性”——自己阅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