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区分起诉证据和胜诉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于问题的规定》对有关起诉证据，只原则性地规定应提交“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9条也只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发现原告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及时通知其补充。因而司法实务中应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对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有关起诉证据的规定不能理解得过于严格，否则会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尤其对法院内部目前所设立案机构来讲，在按规定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时，应当认真把握起诉证据和胜诉证据的本质区别，对起诉证据只作适度的程序性审查。所谓起诉证据，是指原告提起诉讼时，提交给法院证明其诉讼成立的证据，即用以证明其享有诉权的基本证据。胜诉证据，则是对案件实体内容具有直接影响，并关涉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证据。起诉证据与胜诉证据的不同在于：起诉证据是诉讼成立要件所要求的事实依据，决定原告的起诉能否启动行政诉讼程序；而胜诉证据是权利保护要件所要求的事实依据，决定原告实体权利能否得到法律保护。[11]
5．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确保当事人对审查程序的足够参与。在诉讼程序的进程中，应赋予当事人知情权，以保证程序的公开透明。当事人的知情权是指当事人对法官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知晓的权利，不仅仅知道判决的结果，还应知道判决依据的理由。这就要求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能够保持平等和充分的对话与沟通，法官是双方当事人的中介，双方当事人通过法官的主持进行攻击与防御，以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在心理上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同时也会感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得到维护。因此，我们对现行行政起诉制度的改造，应当使其按照“诉讼程序”的流程去运转，要体现公开、公平、对抗、对话和言词性、交涉性，给当事人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平等地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充分的程序保障，避免暗箱操作。
6．完善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制度。当事人的起诉与法院的立案受理是紧密相连的，立案法官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起诉，其中多数时候都渗透着立案法官的阐明行为。阐明，又称释明，是大陆法系诉讼法中重要概念之一，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问题、程序问题、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在当事人不明了的情况下，法官予以解释或明确，以保障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或适当履行诉讼义务的一种行为。[12]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关于起诉阶段法官阐明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此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第23、24条等）。但仍然不够规范、具体。笔者认为，在行政案件起诉阶段，法官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阐明：一是对起诉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官可告知当事人相关规定并要求其补正，不应当动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二是如果诉状中所列的当事人或诉讼请求等存在瑕疵，法官可提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更改或补正。当然，立案法官的释明远不止于此。其使用的范围和时机，均有赖于法官个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根据其对释明的理解和具体个案的不同情形，做出适当的把握和判断。法官的被动和中立并不等于无所作为，法官对许多事实或可能结果的判断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法官对诉讼风险的适当提示，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的体现，也是出于对司法资源最大化利用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