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的角度而言，律师在维系国家的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起着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法》并非简单地只是“律师行业”的法律，而是涉及国家机构、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从应然的意义而言，律师法应当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范畴。然而，可惜的是，或许是律师法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全国人大“他老人家”能够工作的时间太短而无暇顾及，导致律师法没有享受应有的“基本法律”的这一身份待遇。如果《律师法》由全国人大制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第3项的规定修改《律师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就“间接修正”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紧张关系这一问题就根本不会存在。

　　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回到现实中来。《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属于“非基本法律”。《律师法》中关于受委托的律师权利的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例如，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这一条规定明显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相关规定，一方面扩展了受委托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另一方面来看增设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义务。这一规定的内容其本质乃是刑事法律规范，而非仅仅是受委托律师的权利，按照《宪法》的规定，这样的刑事法律规范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制定相关规定之前修改《律师法》涉及刑事程序的受委托律师的权利规定，就有“违宪”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