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世纪到十三世纪，蒙古先民的婚姻婚习惯法，既有原始社会的缩影，又具有阶级社会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通过深入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公元八世纪――十三世纪的蒙古先民的婚姻是受习惯法调整的，这些习惯法正处于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中。
（二）当时的婚姻特征，无不和当时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相适应。落后的生产力，匮乏的物质财富，决定了他们在当时不可能形成诸如中原汉文化地区完备的婚姻制度。
（三）连年的战争、恶劣的自然环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催生了掠夺婚、收继婚、妻姊妹婚习惯的形成。这些婚姻形式就是当时蒙古草原物质条件在婚姻领域的自然反映。
因此，蒙古先民的婚姻习惯法的出现与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几个人约定形成的，而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在蒙古先民统治疆域不断扩大的同时，他们的婚姻习惯也在不断地影响、改变着其他民族习惯；同时，也被其他民族的婚姻习惯也不断地影响、同化着[14]。
【作者简介】
王志民，吉林广播电视大学任职。
【注释】这里所谓的蒙古先民，特指忽必烈建元之前的蒙古民族，本文亦是在此基础上探讨蒙古族的古代婚姻习惯法的。
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第22页
在此之前的海都亦能反映出这种观点来。
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第3－4页
同样如上述，当铁木真提议将桑昆之妹聘与术赤时，也被桑昆断然拒绝了。
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第16页
同上第37页
法定程序，似应在制定法的语境之下来探讨，习惯法下不应用此词，但为了表达上的方便，笔者在这里暂且先用之。
《元史﹒乌古孙良桢传》
《史集》中所见子收庶母的还有：
乃蛮部亦难察死后，其子太阳汗（又叫塔阳汗）“兄弟俩为争夺父亲的爱妾而争吵起来。”（《史集》，卷一，第一册）
伊铆汗“阿八哈……妃布鲁干哈敦……阿八哈薨，阿鲁浑（阿八哈之子）娶布鲁干……阿鲁浑再娶一妃，亦曰布鲁干……后归合赞（阿鲁浑之子）。”（《元史译文证补》，卷十一，第1页）
《元史》卷一0九同样给我们记载了一则收收继婚的实例：
“囊家真，世祖女，适纳陈子帖木儿，再适帖木儿弟蛮子台”。这一实例所载的真是再真实不过了：囊家真，女，此是收继婚之被收继者，初嫁丈夫名曰帖木儿，后嫁帖木儿弟蛮子台。收继人和被收继人皆有名有姓可查，真人真事，无有杜撰，不容置疑。
《元史译文证补》卷十四，第1――3页记载：“察合台分地为刺旭烈（兀）（察合台孙）之妃倭耳干纳之治已九载，阿里不哥立贝达尔之子阿鲁忽（察合台孙）以代倭耳干纳……阿鲁忽娶倭耳干纳。”阿鲁忽为合刺旭烈兀（兄或弟）倭耳干纳先嫁合刺旭烈（兀），后又嫁阿鲁忽。
间或有论著持此观点，因笔者未在史料中发现确凿证据，不敢妄下断语，亦不敢随意揣测。
这种现象发生在蒙古先民的扩张过程中，最为明显的是建元以后，其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当然这不在本文探求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不在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