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予权力就意味着嫌疑人在合法的程序下的一定强制，有的学者将之归纳为三点：接受讯问的义务、忍受讯问的义务和如实陈述的义务——有罪如实回答，无罪如实辩护。[19]笔者以为，如实陈述的义务值得商榷，它的实质就是是否给予嫌疑人沉默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予以阐述。接受讯问、忍受讯问是应有之意：接受讯问是讯问权的前提和题中之意，勿庸置疑，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落后国家都是如此；忍受讯问，笔者以为也就是说，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

　　（二）限制讯问权力。

　　限制权力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现在已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思想。凡法治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该思想已经融入其具体之制度，融入该国民之血液中。讯问权也是一种权力，也需要规范与限制，而且应该是立体的、网络的、全方位的限制，让讯问权也带上“镣铐跳舞”，以实现嫌疑人的“平等武装、平等保护[20]”，限制讯问权其实质就是保护嫌疑人或者潜在嫌疑人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权力与权利就是“零和游戏”[21]，现在就对其进行解析：

　　第一，通过宪法法律来限制。这是对讯问权的外部限制。从古典主义自然法所代表的“高级法”就强调的理性与正义发展到中世纪的以神为代表的“高级法”的理性与正义再到“上帝死了”之后的以宪法为表现的理性与正义，其使“人们对它的景仰和崇敬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22]。”，换句话说宪法所体现的理性与正义，其他法律不能与之冲突，冲突无效。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中的讯问权也不例外，也用宪法之理性与正义来评价，比如说，美国宪法之刑事正当程序是“美国宪法第五至第八修正案的内容，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获得大陪审团审判、公开与及时审判、禁止一事多罚、禁止残忍与非常处罚、被告知指控理由并质证证人、在法庭保持沉默并获得辩护律师等权利。[23]”。这些不仅仅是法律条文，也是一种理念，更是对刑事诉讼，特别是讯问权的一种限制，限制了讯问权的冲动性，一方面是它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是人类共有的同情心，抑或别有私心。

　　第二，通过权力制约权力。在讯问权的权力制约中，一种是羁押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分离[24]，通过侦、羁分离，侦查机关接触嫌疑人的时间很少，有可能大大减少侵犯嫌疑人权利的机会，从而保护了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另一种是来自的法院制约，在讯问阶段的法院制约是必要的，该制约表现为一种对侵犯嫌疑人权利的救济，此种救济既是嫌疑人的权利，更是法官用司法权制约讯问权的有力方式，当然这种制约是弱于逮捕等其他侦查措施的制约，这是讯问的性质决定的，逮捕等其他侦查措施要司法令状，讯问却不需要，而且需要嫌疑人的主动提起才能启动。

　　第三，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在侦查讯问阶段，法律通过赋予嫌疑人一系列权利来抗衡侦查机关、侦查人员的讯问权，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无论该嫌疑人无辜的公民抑或真正的犯罪人，该权利就是沉默权，如果连沉默权都不能享有，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相当于没有权利了。我在保障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的指导下选择确立全面的沉默权、沉默权制度，它包括以沉默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权利[25]，首先是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这一权利的具体含义如下：（1）询问前获得告知享有沉默的权利，（2）讯问时拒绝回答的权利，（3）在理性条件下放弃沉默权后的自愿、任意陈述的权利。其次是保障沉默权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律师在场权以及嫌疑人的保释权。再次是违反该规则所取的证据的无效性。嫌疑人这一系列的权利对抗制约侦查机关、侦查人员的讯问权就能有效的制止侵犯嫌疑人人权诸如刑讯逼供、冻冷、不给吃饭、疲劳术等等不人道的现象，即使不能也会大大减少，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不但无效而且还可能害了自己[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