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批评中可以发现，在明确意识到边沁理论存在不足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就此进一步追问边沁的理论前提，也没有对边沁政治哲学的功利主义基础进行批判，这或许表明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共享了这种理论前提和基础。精英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则明确地从经验的层面上对古典民主理论的三个前提进行了批判，[46]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边沁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具体言之，“共同利益”的预设不存在，“因为人民不仅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有不同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中经济地位分化、文化分歧，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亦随之不同”；“共同意志”的预设也不存在，这是由于人民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能作出理性选择，因而，所谓“共同意志”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意志”；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也不存在能体现“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程序和制度。[47]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更具根本性，这实际上是表明边沁的代议制民主并不能实现他所谓的“好政府”。

　　边沁对于多数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或者说“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几乎没有讨论，但从他的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的相关论述来看，他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坚持多数人统治的代议制民主或许是出于下原因：首先，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并在人生的后期转向了“激进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情势所迫。“他所遭受的失望和沮丧使他成为了一名民主主义者；对君主和他的大臣们的憎恨使他成为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深思熟虑的敌人。”[48]正是在当权者固守旧的制度，拒绝推行改革的情况下，他才寄希望于代议制民主制度，并主张一种全能的立法权来推行功利主义导向的改革；[49] 其次，边沁主张的为扩大选举权的范围而实行普选制、废除上院或一院制等改革措施的前提在于统治着少数与与被统治者多数的利益冲突，“统治者的利益，无论它们被如何选择，在所有的方面都潜在地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对立。”[50]这是他所处的时代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普选制与一院制实际上扩大了人民的权力，改善了人民在既存的政治制度中的弱势地位。因而，民主制度中的多数统治虽然可能会导致侵犯少数人利益的情形，但被侵犯的也主要是当时的少数统治者——君主和贵族——的利益；这并不是意味着把边沁对在多数人统治问题上的不足归咎于他所处的时代，而是表明，在理解一个思想家的观点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而把他完全作为一个抽象的个体，对于一些在当时或后来引起争议的观点来说更是如此。此外，由于边沁采取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普遍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依据他的功利主义计算方式，多数人的利益显然较少数人的利益更为可取，或者以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就此而言，边沁所说的权利和利益实际上仅限于社会上的最大多数人。而且，无论密尔和熊彼特是否如罗森所说的那样误读了边沁，[51]在忽略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指出了边沁理论的最大缺陷。归根结底，这源自于边沁民主理论的基础——功利主义伦理学，视多数统治为合理而无视少数人的正当要求，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忽视少数人的权利与利益，这正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先天不足之处，这也为罗尔斯开启的政治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新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

　　五、结语

　　边沁的政治哲学与其功利主义伦理学密切联系，其繁复而精细的理论体系内在地贯穿着他的功利主义这条论述脉络，也内在地存在着一条合法性证立的论述脉络，作为后者之有机组成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中存在的不足就根源于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内在缺陷。尽管如此，在保守主义和反民主思想盛行其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中，[52]边沁自始至终地倡导改革，明确而坚定地为民主辩护，其勇气、智慧和远见尤为值得敬佩，他不愧为那个时代堪称伟大的思想家。

　　在边沁的所有关于政治法律制度改革的著作中，《宪法典》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宪法典》标志着边沁在伦理、法律和政治思想领域一生努力的终点。”[53]这部著作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一种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好的政治制度模式——代议制民主。早在《政府片论》发表之前的著述中，边沁就曾颇为自信地说道：“人民是我的凯撒”，[54]这句话可以看作他一生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他一生致力于改革现行的政治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最大多数显然包括“人民”，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而其代议制民主理论则是对“人民是我的凯撒”这句话最为直接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