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宪政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宪政一路走来，确实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由于从传统体制到宪政的进化必须经过制度和文化上的双重变迁，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和艰辛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制度屡建屡废；一次次令人激动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丧地破灭。在纷乱不定的权力格局中，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与妥协也曾产生过类似西方的宪法制度，但是都因为欠缺宪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宪政制度和理想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距离中国现实却总是如此遥远。

　　中国百年历史昭示了宪政改革的难度，而改革困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1]一般来说，宪政改革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上同步推进。没有制度实践，宪政文化很难推广；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再先进也只能停留在条文层次，很难得到落实，最后或者名存实亡或者索性倒退到旧体制。这就决定了宪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而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渐进过程。在理想情况下，要从传统体制和平进化到宪政状态，致力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国外引进或创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获得开明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开始制度实践；老百姓从制度实践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因而普遍拥护一开始可能极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新理念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诉讼实施十年之后，“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被作为普遍拥护的理念进入中国宪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学者和民众开始新一轮的互动，逐步将宪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达各方都认为满意的宪政状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渐进路线走过来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制度和文化交替进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专制逐步走向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宪政。现代各宪政国家采取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宪政国家普遍践行的基本制度。[2]我们可以设想，民主、法治、人权和（纵向）分权共同构成一个四维坐标系，任何国家可按其在这四个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四维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宪政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借鉴和吸收上述四项宪政价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尽相同。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只有人民自觉起来维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宪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民主—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

　　毫无疑问的是，民主是宪政的第一要素。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便有宪政，也只能是恩赐的，因而必然极不可靠；更何况除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对人民负责的统治者是不会如此“慈悲”的。英国宪政传统的源头——《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和国王斗争得来的成果，约翰王是在屡战屡败后实在无奈的处境下才在《大宪章》上签了字。以后的国王仍不甘心失败，屡次翻悔，而英国的宪政总是在民主战胜专制之后才取得进步。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标志着议会对国王的最终胜利，英国宪政才以其独特的方式没有间断、没有悬念地发展至今。美国宪政则是在民主基础上对民主的反制，[3]以防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民主不仅是宪政的基础，也是宪政的制约对象；没有民主与法治，美国联邦宪政就会无的放矢。由此可见，宪政从来离不开民主，两者从来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识的萌发及其局限

　　幸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看到民主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明末黄宗羲就已提出了“民主君客”理论。[4]虽然黄宗羲“以天下为主”的主张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更没有提出实行民主的选举制度，但是他对专制统治的无情鞭挞仍然颠覆了传统中国“替民做主”的“民主”意涵。[5]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民主制是社会安定和国家富强的原因。王韬提倡“君民共主”，认为议会民主制可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有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6]郑观应也是从民心对国家富强的作用来论证代议制的必要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苟欲安内攮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7]

　　在这个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并没有超越体用论的境界，民主只是作为一种强国策略，而且关于国体性质的主张也颇为暧昧，一般并不直接提倡民主共和。1880年出版的《易言》就将西方划分为“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之国，而中国显然更适合“君民共主”而非纯粹民主模式。即便在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改良派也没有立即提出建立议会制度。直到《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才开始提出开国会、设议院“以通下情”。改良派形成了“官办”、“民办”和“官民共办”等多种议会模式，目的都是在于限制君权、张扬民权，但是并不挑战皇上的尊严和权威。《上清帝第四书》并没有涉及君主立宪问题，而只是要求皇帝出台诏定国是、疏通舆情和设立制度局三项措施。1898年，康有为在代人草拟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隐约表达了虚君共和的意思，但是对于如何界定君主和民主政体的权限仍然语焉不详：“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