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存与废

　　在建国初期经过“三反五反”活动以及一系列的反腐肃廉斗争，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政府官员拥有巨额财产的现象比较少见，即使有也没有构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没有设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巨官”，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和收入，严重的影响国家廉政建设，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于是1988年增设此罪以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犯罪。[27]从立法本意看，本罪旨在打击贪污、预防腐败、肃清纪律。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看，也确实存在官员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这些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破坏税收制度、影响党政廉政建设、影响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不利于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等。在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入罪的必要性和理由充足性，在只有通过刑法予以调整才能有效保护社会关系和法益的情况下，我国确立本罪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价值性。在当下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在贪污腐败案件有增无减的形势下，在巨额来源不明财产存在的现实下。基于本罪立法存在缺陷、司法取证艰难、刑法机能发挥受阻、案件侦破几率偏低等不利因素而贸然废除本罪，是不明智的，也不利于我国有效的部署新一轮的反腐倡廉建设，不利于进一步的打击和预防贪污腐败犯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1988年设置以来，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实际效果。但刑法学界和社会公众对这一罪名一直存在争议，理由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受贿等犯罪密切相关，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可判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五年有期徒刑，造成对贪官处罚偏轻；第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有一个量刑档次，且量刑幅度较窄，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只能在五年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量刑，不符合“罚当其罪”的原则。其实，立法总是滞后于犯罪的发展，立法技术的欠缺和司法机构的现实困难不应该是废除本罪的理由，而是如何修改予以完善，因此有必要保留本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价值在于：严密法网、堵塞漏洞，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罚。在程序法上，该罪客观上可以减轻和降低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为司法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提供立法上的依据，并没有违反无罪推定原则。[28]由此来看，对这一罪名应该不断完善，而不是取消。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修改，并相应的回应了争议。《刑法修正案（七）》第14条的出台，则进一步肯定了本罪的立法价值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