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策于社会治理之作用日趋显著。当今社会情势变迁，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生活日新月异，商事交易渐趋进步，各种利益关系层出不穷，法律自身局限，徒法不足以治理全体社会关系，已如上述。然不可不注意者，乃政策于社会治理之作用非但未降，反而日益显著，尘嚣甚上。而政策之有无、得失与优劣，于社会经济消长盈虚，影响甚巨。

　　一方面，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须临时性治理措施，否则不足以应时势之要求。如当犯罪持续增长时，须出台适当政策进行临时治理，“严打政策”、“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是也。再如，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急需要提高经济效率时，则出台提高效率之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为中国流行之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与地区先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又如，当公司治理与公司制度尚未成熟完善时，则高设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限制公司发展数量，如“注册资本高门槛”政策，旨在让公司形式在中国稳步发展，反之则与时推移，降低注册资本门槛，殆属必然。

　　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出台之上乘政策，对行为之规范指导功能可能优于法律。法律之稳定性强，不许随时、任意修改，恰当准确之预测功能，难免捉襟见肘。与此相比，政策灵活性强，对一定时期一定环境内之现实指导性直观、见效。如，《公司法》确立独立董事制度，然只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原则性强，且采取委托性规范，授权国务院制定。中国证监会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对独立董事之选任条件、职责、解聘等作出具体规定。

　　从上推论，立法可吸收成熟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执法可将政策作为依据；司法可于适用法律或法律出现漏洞时以政策作为参照。尤其商事领域，繁荣活跃，变化多端，政策功能之发挥不可空场缺位也。

　　其三，法律学习与运用须掌握相关政策。法律与政策休憩相关，精通法律以及运用法律之驾轻就熟，须熟悉相关政策之存废状态、效力级别、适用价值与方法及与法律冲突之调解技术。

　　立法者之立法政策乃深入理解法律规范背后立法价值之切入路径。以民法为例，无论是《民法通则》、《合同法》，还是《物权法》以及即将出产救世之《侵权责任法》，立法者定制上述民事法律时，皆有相应指导性立法政策。其中，“宜粗不宜细”即为一种典型民事立法政策，《民法通则》只有156条，且是“通则”，《合同法》尽管400余条，然诸多合同并未于合同法分则展头露脚，如旅游合同、出版合同、借用合同、保险合同等。《物权法》亦如此，诸多传统民事法律制度，并未作出明确或详尽之规定，如所有权取得未规定添附制度、先占制度、取得时效制度等，相邻关系中未规定越界相邻关系等。再以商法为例，传统商法“六法全书”浩如烟海，技术性强，掌握之技，无法如理解民法规范一般借助伦理道德，然借助立法政策作为帮助，全面理解商事法律规范之立法趋向，乃一适当路径也。如近年修改或新定之《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其显著宏观立法政策即有“主体维持”、“鼓励交易”等。以《企业破产法》为例，吸收国外立法之管理人制度、重整制度，尽量使企业得以起死回生、东山再起，维持其商事主体资格；《公司法》降低注册资本门槛，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由旧法50万元人民币不等降至3万元，以及一人公司之承认，均彰显鼓励交易之立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