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取消了离婚申请审查期。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离婚审查期，其第1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这一规定取消了离婚申请审查期，对离婚登记的办理时效未作规定。凡婚姻登记人员经审查询问后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当场即可办理。这一规定显然与上述两个变化——婚姻登记制度价值的变化和离婚登记立法理念上的变化相一致。强调个人意思自治，强调“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登记离婚制度在长期以来受到公权力强力介入之后，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以充分保障公民私权利为主导思想，更加体现婚姻自由原则，充分张扬“个人意思自治”、“自己责任”、“自己决定权”等私法自治理念，离婚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就笔者的视野所能涉猎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主要国家的协议离婚制度中，我国的登记离婚制度已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离婚制度之一。
二、自由充分，限制不足——对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反思
离婚自由是相对自由，是法定范围内的自由。法律对离婚自由的干预应当反映立法者深层次的道德导向，国家对离婚自由的干预应当通过明确和正当的立法途径来加以规定，在干预的正当理由和实现干预的措施之间，应当遵守相称性原则，而且必须受到监督。[1]在当事人的离婚自由与公权力介入之间，法律如何划定自由的范围，公权力如何介入婚姻家庭，其介入的方式与底线如何，的确仍然是世界各国婚姻家庭法面临的挑战。
20世纪中期以来，婚姻家庭法深受福利国家的介入主义影响，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及司法有选择地介入离婚领域。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公民的离婚自由权利，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使其受到国家和他人的任意干涉；另一方面，也特别注意在离婚时维护家庭中弱势者的权益，以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不平等状态。离婚不仅仅是个人私事，其效力将会对对方、子女和社会产生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在允许协议离婚的同时，对协议离婚还规定了限制性条款，以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防止轻率离婚。这些限制性的规定主要有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