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工作者权益状况调查与分析报告-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9.8%的性工作表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希望，但有36.1%的人和29.5的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这让我们动容和深有感触，即使国家漠视，社会抵触，这些性工作者们仍然心存美好，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没有希望，而绝大多数的人充满了希望和憧憬，请大家正视他们，给他们正常的对待.

　　经过长时间的走访，我们对这一行业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她们步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不外乎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家庭或个人遭遇较大变故，本人文化程度不高难以在本地生存或得到较好发展，或因年轻而不愿从事“脏累”的行业。她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阴暗的一群人，社会地位甚至不如乞丐。她们的职业不被人承认、不受人尊重，她们的权利更没有相关的法律或机构予以有效保护，因此比一般人群更易于受到侵害，盗窃、抢劫、强奸等事件屡见不鲜。而遭受侵害时她们又不愿求助于警察，更愿意私下解决，不可挽回的损失则由自己承担。这样一群女性在今天已经发展到惊人的数量，作为生活在见不到阳光的人，基于千年来的道德观与人们对此的惯常思维，我国大陆法律尚未赋予性工作者合法的法律地位，相对于同样不具有合法地位的流行的“情妇”角色，她们更被主流社会唾弃。

　　之前我们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对于调查存有一些害怕遭到拒绝的恐慌，但调查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组员发现，虽然行业特殊，但是这些性工作者并不是想像中那么难以接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愿意配合我们调查的。少数人态度比较强硬，也是因为身处此行业的心里自卑或者害怕私人信息被曝光而保持着必要的警惕。通过调查和访谈走访我们发现，在高校边常大量分布“粉红小屋”，同样规模的店面似乎并不存在其他行业中激烈的竞争，经常某位顾客光临后，几家老板同时上前介绍，老板间相互借用员工的情况十分普遍。经常在我们的问卷进行到一半时，几位小姐会被老板叫走请客人过目，几分钟后又回来继续填写。

　　性工作者存在的原因。我们认为性工作者这一职业虽然似乎背离了社会伦理道德，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存在的必要。现代社会中性工作者所遭受的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和物质上的剥削，更多的也许是一种人格上的蔑视和精神上的折磨。一方面从事如此特殊的服务业，另一方面还要被社会看作是社会底层人群而遭受肆意侵害，这对于广大的性工作者是非常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并且既然这一现象业已存在又无法根除，也许我们更应该寻求使之与我们的社会和谐共处的有效途径。

　　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究其根源，是存在的社会需求。以武汉为例，近年来因城市扩建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有限的城市容量只能为他们提供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生理需求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不断的动力；而后饱和的用工市场必然降低平均用工工资，在举家搬迁的家庭，生活负担的加重导致妇女外出寻找经济来源，由于低下的文化程度与不高的生活要求为本行业提供廉价资源。加之同样境遇的年轻女性因受到不同程度挫折和打击而投身此项行业，在得不到阳光直射的角落，一股势力正疯狂滋长。

　　不称其为职业，社会主流和道德正义方对此当然提出打击，它的发展势必要求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她们一面寻求与正义方的妥协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借助黑暗势力的保护以保证不被消灭。这一属于深层的工作，在现有的调查结果中有所体现，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遏制灰色地带的黑暗化。

　　刚进入这一行业的年轻女性，对生活尚充满希望，多聚集在电视前讨论，并主动询问相关法律问题；两年以上经验的工作者则麻木于现状，不愿深入谈论入行原因或对将来的希冀，往往回答完问题就离开；而有的现任老板则是从她们的经历走过。在入行的第一天她们的将来就已然决定，在这条路上沉沦，没有其他的机会。在没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中，健康、人身与财产安全等一般性问题为她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威胁。她们的思考与困惑只有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流露，由于对环境的过于熟悉与麻木，缺乏与其他行业人员的正常交流，沟通成为难题。

　　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消除，我们应当尝试与之沟通了解。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一味的遏止，这将加大她们和主流社会的距离，使其脱离常轨；对于处在社会边缘的她们，长期以来人们因为法律规定的禁止而忽略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使它向更偏离主流社会的方向发展。法律的捍卫者们，应考虑到生存权、生命健康权是人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谁也无法随意剥夺。社会越是漠视，我们就越是应该关心她们的生存状况，用行动保护其最基本的人权，而不是将她们推向反社会群体的怀抱。

　　性服务工作的合法至少就中国大陆而言到目前是一个很难接受的观念，但性服务合法化问题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行，而且实际上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该行业都一直存在着。有需求就会存在，应当说就中国目前的文明发展程度而言性服务行业将继续存在相当长时间。法律上不予以承认不代表不存在，而且客观的说国家对这些大量的性服务场所采取的也并不是严厉打击禁止而是默认的态度。这么一来其结果便是法律与实际生活现实的“表里不一”。这种做法不仅有欲盖弥彰之虞而且也使得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对于目前在我国凸现的艾滋病防治问题也带来很大的困难。与其从有罪化层面对性服务工作进行不透明的默认，不如从非罪化的角度对性服务工作从数量地点从业人员规范化管理等方面对这个行业进行看似合法化实为间接抑制的政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