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政行为的分类

　　在当前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行政机关的活动领域广泛，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例如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作为与不作为等，各种不同的行政行为，应当适用不同的救济途径，诉讼类型、判决种类也相应有所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几乎都适用相同的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审理规则、判决形式等，这给行政判决的适用出现偏差和混乱留下了隐患。行政诉讼法之目的在于解决行政实体法的问题，法律的进一步精细和完善，需要深厚的行政法学理论的支撑和铺垫，行政行为的分类对行政判决制度的构建意义重大。

　　4、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行政判决的种类多寡和繁简程度。我国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首要标准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聚讼纷纭，对具体行政行为内涵也未有定论。司法实践中，为了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因其具有开启行政诉讼救济通道的功能。

　　5、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归根结底，行政诉讼判决乃是法院对行政诉讼的裁判，涉及对行政行为的判断，其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一方面，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实行不告不理原则，而且基于分工，法院原则上只能监督行政机关。我们不能盲目夸大行政诉讼对于监督行政机关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司法审查本山带有许多固有的职能限制。设定司法审查的意图仅仅在于维持最低的标准（only to maintain minimum standards），而非确保最适宜的或最理想的行政决定。[4]

　　（二）实践中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总体检视：国家态度下的权力分工与行政判决

　　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种类之划分标准、适用条件较为混乱。我国现有的行政判决有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有的以人民法院职权为划分标准，逻辑、层次不够清晰，而各判决种类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互补、配合，其各自的适用条件有何区别，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存在多种判决形式的情况下，如何清晰界定各种行政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标准，使得各种判决间优势互补，依然需要深入探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判决均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非“原告诉讼请求”。我国先行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直接审查原告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在审查合法性的时候，证明对象包括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证明对象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完全相符。原告起诉的理由似乎只是作为进入诉讼的条件而存在，在实体审查中并无作用。这体现了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而未采完全的当事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方面的权力比较大。行政案件一旦受理，诉讼程序的进行、审查对象的确定等均由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行事，在行政诉讼中赋予法院较大的职权，对具有公益色彩的行政诉讼加以引导和指挥，但过犹不及，如果判决结果全由法院判定，而置原告诉讼请求于不顾，有越俎代庖之嫌疑。20世纪80年代，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家长主义”色彩较为浓厚，对国家权力盲目信任，而未考虑司法权力谦抑、保守的本性，对其寄予过高的期望，而实际却未必能达到预想之效果。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我国行政判决种类也并不与相应的行政行为的分类联系在一起，即哪种行政行为应当主要适用哪种判决形式，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着重介绍行政诉讼类型，而非行政判决种类及其适用条件。一旦类型确定了，判决种类也就基本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