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治理史，用韦伯的话说，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的地区的历史”。但“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11]。这种说法有简单化和绝对化之嫌，但它确实触及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派出管理只到县一级，城市以外的广大村镇不在其直接统治之下，而这简单意味着存在一个极广阔的空间，民间的法律能够在其中生成，发展和流行。在这种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国度里，即使有国家政权有法律，但由于地域以及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国家的权力实际无法全面深入到社会中，因此出现了“天高皇帝远”的现象。这样的权力结构造就了民间习惯法的成长土壤。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任何社会里，法律存在的真正的必备条件是，社会的授权的当权者合法地使用物质强制。费孝通先生根据权力来源不同将权力分为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12]，前两者权力是国家法律获得强制性的依据，而教化权力则是习惯法获得强制的保障。

　　“教化权力”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13]它虽然在亲子之间表现最明显，但“凡文化性，不是政治权力的强制都包含着这种权力”[14]。教化权力被社会不成问题地接受，每个人都承认这种权力。如果你触犯民间法，随着而来的不是你肉体上的惩罚[15]，更多的是对你“面子”上的惩罚。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尤其是“熟人社会”中。国家法的惩罚是用“公开的暴力”将你暂时“孤立于社会”，而民间法的惩罚是用“一致性的道德谴责”或者“集体暴力”将你“放逐于社会”法律的真正制裁来源于人们“不愿被社会抛弃的”的心理现实，即没有人愿意与社会团体解除天然的契约关系，每个人的都不愿意做“局外人”。教化的过程就是民间法规则不断深入乡民心中的过程，最终使民间法成为乡民们的“信仰”，并内化至他们的行为之中。

　　任何社会都会有发展，但这种理论上必然存在的发展变化，在实际生活中，相对个体的生活而言是很小，很缓慢的，梅因所谓“静态社会”就可描绘此种社会。在一个变动不大的乡土社会里，上一辈的人的生活模式同样适用于下一辈人的生活内容。秩序和规范弥散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耳濡目染、言教身传世代相继而为当地人所知晓。久而久之成为传统，而传统就成为民间法的无形规制力。可见民间习惯规范，它孕育和根植在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与该国的法律文化遗产，传统法资源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和依附力，是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氛围中积淀起来的法观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