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欧盟是比较武断，只要是企业整体转让，受让企业一定要继承劳动者。日本的做法比较灵活，区分各种重组方式，因为各种重组方式不同，这个企业是留是走，对员工是有利还是不利，都是不同的。不能说企业重组了，一定由受让企业来继承，日本这个方法就比较好，根据公司法上公司重组方式的不同，来决定劳动法的问题。所以劳动法的学者要想探讨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把《公司法》再研究一下，把《公司法》研究透的基础上，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公司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的具体的体现和落实。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

　　朱慈蕴：谢谢刘教授，又是重点的谈了公司重组分立，下面请华南理工大学的官欣荣教授演讲

　　官欣荣：十分感谢东道主和主持人给我发言的机会。我先介绍一下我论文思考的进路。作为一个商法学者，思考这个问题应该从自己的学科事业来探讨，社会责任的话题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都在讨论。环保法、消费法等都在探讨。公司法的学人有什么贡献？我从这样的思考进路出发。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的问题上，我们知道董事处于公司枢纽的地位，在践行公司责任的时候，除了背负信用之外，是否要承担社会的义务。我们知道法理上责任的前提是义务的存在，我们把公司社会责任写进法律文件的时候，是否暗含了战略逻辑，就是承认信任义务的设置。董事向股东承担义务的时候，是否要承担信用义务。这个问题落脚于利益相关者条款的问题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美国的一些做法确实《公司法》上如何践行公司责任是我国利益相关者的条款得到很好的实践，当然这里也有很多的问题。刘俊海教授十多年前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写了很多的著作，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思考，我还是在这里班门弄斧，有很多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请教刘老师。

　　我的文章分了三大部分，一个是美国的情况，我们大陆是否要引进利益相关者的条款。什么叫利益相关者的条款？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条款，董事在决策的时候，背负着信用的义务，是对孤独利益唯一的考虑。在考虑信任的以后之外，是否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其他的义务在里面，美国现在有40当个州都纷纷的引用了这个条款。台湾学者刘连煜老师有精到的研究，它的文件里提到20多个州，后面又提到有40多个州，在州的立法中主要分了二个模式，主流的模式是授权性质的引入，董事在决策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因素完全是授权性的，不是一种义务性的条款。除了大多数州都是这个模式之外，另外有一个州比较特殊，就是康涅狄格州用的概括的形式，我们理解为义务性的规定。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条文，除了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等的利益要考虑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董事在考虑其他因素，旧的文件一律概括为强制性的模式，我觉得可能有点误解，可能是一种强制加授权的混合型模式。我这种看法不知道成不成熟。向刘教授请教一下。

　　美国在引进如何落实社会责任问题上的时候，还是一种授权性，这站在一个主流观点，后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既然是授权性的，董事在决策的时候，作为一种义务来追求他，另外可塑性怎么样。比如说，非股东的利害相关人，觉得董事进行决策的时候，侵犯了这个利益，能不能提起一个派生诉讼，针对股东的派生诉讼的问题。这个问题刘老师很早就对这个有所探讨了。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新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在金融机构添加薪酬，由这些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在VCU制定安排薪酬计划的时候，是否要肩负相应的社会理念的因素而进行决策。如果我要进一步完善利益相关者条款，在法庭具体怎么适用？我看一下判例，它明确提出来，董事应该承担信用义务。刚才说到美国的利益相关条款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这种义务有相应的责任可以追责和问责，这种机制怎么完善，这种问题带给我们中国怎么应对，文章第三部分谈到，我们从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诉求方面和《公司法》上的切入方面谈到还是有必要引进这个利益相关的条款的，以进一步落实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已经写入到了立法文件，但是如何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这个问题实务界讨论说了很多了。我查了一下《公司法》的第5条，可以查到五六个判例，但是仔细一看，人家法官判决的时候适用的是第5条第2款，我发现上午很多专家说到第5条的时候还不太严谨。关于公司责任的规定是第5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是经营权，公司的合法经营不受非法侵犯。起草的时候为什么分成二个条款？第二款应该单独作为一条，保护法律的权益不受侵犯。我们现用法律有五六个判例，最后发现不是法官用来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适用《公司法》第5条第1款的基本上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