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卢曼进一步将系统/环境的区分引入社会系统内部，也即将这一区分进行了“再入”（re-entry）。卢曼区分了三种社会分化的形式：区隔分化、阶层分化以及功能分化，这种区分是基于社会型构其次系统的不同原则而做出的。区隔分化形成了平等的次系统，例如家庭或部落；阶层分化则是按照等级高低来划分社会次系统；而功能分化则是依据特定的社会功能，诸如行政管理、经济、教育等等来划分社会次系统。这三种分化形式并非是排他性的，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存在根据年龄和性别的功能分化，而在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也存在着由家庭、政党等构成的区隔分化。但是，何种分化形式占据主要地位，却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划分标准。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对应于复杂性较低的社会形式，而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功能分化成为了主要的分化形式，这是因为功能分化提高了可能性的过度生产，并且因此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及压力，由此使得较高的社会复杂性能够在其中得以组织。[9]只有在社会进入到以功能分化为主的阶段时，独立的社会功能次系统——例如法律系统——才会出现，这些系统都有其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因而获得了独立于其他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用系统/环境这一区分来分析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的确，正如拉丁谚语所说：“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ius），法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种结构，并非现代社会的现象，但是只有在以功能分化为主要形式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才成为独立的功能系统。[10]对于法律的演化而言，卢曼认为对应于主要社会分化形式的变迁，法律经历了古代法、前现代高度文明的法和现代社会的实证法三种形态，前两种法律类型只能适应于相对简单的社会形态，为了应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法律开始逐渐地实证化。实证法的特征在于其可变性，它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从而可以更好地处理复杂性问题。与此同时，法律的实证化使得它能够摆脱宗教、道德、政治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从而获得了自治。基于这一论断，卢曼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首先，法律是社会中的法律，社会为法律提供了基础并对其构成了限制。法律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可能的，所有法律系统的运作也是社会的一种沟通，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沟通必须符合社会沟通可能性的限制，比如它必须使用正确的语言；另一方面，沟通也是把对实在的社会建构传递到法律当中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由社会通过沟通再生产沟通的网络所支撑的。因此，在把法律与社会视为系统与环境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卢曼进一步指出，法律系统是社会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并非仅仅依靠外部资源以获取社会的支持和正当化，而是社会再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卢曼反对那种基于 “国家——社会”二分的模式，将法律与社会等同起来，视之为两个单独变量的做法，在他看来，国家是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一个自我描述，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法律也并不必然依赖于国家，相反，只有社会才是法律产生与发展的真正基础。

　　其次，作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功能次系统，法律对于社会的持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法律本身作为一种限制行为预期的方式，必然存在于每个社会，否则社会中的互动、组织都无法进行。卢曼在其《法社会学》一书的开篇即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的集体生活都是由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的。法律就像知识一样，是社会情形中一个必要的和无所不在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不论是家庭或者宗教共同体，不论是科学研究或者政党的内在关系网——能够找到不立基于法律的稳定的社会秩序。”[12]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尽管法律系统的形成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法律系统的分化出来又成为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构条件，以及成为诸多其他社会次系统能够分化出来的结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