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不足。我国人大行政法制监督具有全面性和绝对权威，但：一我国人大本身非常设机构，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又非专司监督职责机构，此表明在人员配置和业务能力上，人大都无力适当履行监督职能，[5]这就导致监督权力虚置；二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法律规定中，除几条原则性规定外，未能构建人大行使行政法制监督权力的完整程序，程序缺失，导致人大行政法制监督无法操作。

　　其次，国家司法机关监督力不从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我国有了真正意义的司法机关行政法制监督，但法院限于自身特点，即“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在无人起诉时不主动审判案件，对于这些案件也就逃脱了司法机关的审查，司法机关这道防线也就可有可无了。另外，我国在法律层面上未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在一些涉及公益的行政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很难保障，国家机关外的个人、组织的监督也就覆水东流了。

　　最后，国家机关系统外个人、组织监督作用十分有限。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机关系统外个人、组织的监督可通过向有权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起诉或通过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舆论工具对违法行政行为予以揭露、曝光。但个人或组织自身力量单薄，无以对抗强大的行政机关，且其监督功能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意志。因此，个人、组织监督作用相当有限且受极大制约。

　　此外，如上所述，我国赋予行政监察部门以及人民检察院以行政法制监督权，但实践中却出现有权不行使现象，公务员破格录用便是这一典型。这足以说明：在我国这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在于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成熟，依法行政还需在理念上进一步加强贯彻，并在实践中依法推行。

　　3、公务员破格录用的解决途径

　　如前所述，公务员“破格”录用的随意性可想而知，一个人的仕途命运取决于某些人的主观臆断。“举孝廉”在古代“以君为首”的人治社会，其作用不可抹灭。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公务员“破格”录用无疑是对“法治”的赤裸裸地违背。

　　（1）加强与改革行政法制监督制度

　　行政法制监督制度一定程度起到了监督作用，但因种种缘故，其作用并未发挥到极致。因此，必须加强和改革监督制度建设，杜绝类似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