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中共五大是党史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截止到2007年5月，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以中共五大为主题的文章不到20篇，围绕中共五大的人物和历史事实进行一般地介绍的文章多，有理论价值的文章少。以往学者的理论兴趣主要缠绕于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但主要是从国内视角展开研究，没有将其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无法全面地评价中共五大的历史地位。近年，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苏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有学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的关系，认为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召开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中共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存在缺陷、领导方式是“填鸭式”的以及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从而导致中共五大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①]很明显，该文的目的仍然是在重新评价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并没有穷尽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关系研究，例如，该文对于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没有展开探讨。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没有发现以中共五大创设的监察委员会为主题的文章，只是在一些文章中顺便提及该问题[②]。本文从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入手，对党章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内容以及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进行简要评析。

　　一、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产物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中共召开五大是为了应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革命危机，这与事实不符，原因在于中共召开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确定了。中共五大在“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都是共产国际的旨意。”[③]对于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曾有着清楚地说明：“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④]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