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速决

　　顾名思义，现行犯指现行犯罪状态。然而，仅仅现行犯罪并没有任何诉讼意义。作为一种犯罪发生机制，它与诉讼的关联是通过“当场发现”或“现场抓获”这种犯罪发现机制实现的。因此，诉讼意义的现行犯，包括现行犯罪和犯罪被当场发现两方面。

　　就此概念，法、日等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作出了明文规定。法国刑事诉讼中的现行犯包括“当时正在实行的犯罪”、刚刚实行的犯罪以及“被视为现行”的犯罪三类。其中，“被视为现行”系指实行犯罪之后很短的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因公众呼喊而受到追捕，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持有作案之物，或者带有犯罪迹象或痕迹，据此可以认为其参加了某种犯罪的情形。比较特殊的是法国还将“一家之主”向警察报案，请求警察前往其家庭内确认发生犯罪案件的情形，视为现行犯罪案件。[①]日本法中的现行犯包括“现行犯人”和“准现行犯人”两种情况。前者指“正在犯罪或者刚刚完成犯罪”而被当场抓获的情形，与法国法中现行犯的前两种情形相对应。后者与法国“被视为现行”的犯罪极为相似。即当对象为“被追赶的犯人”，“持有赃物以及明显用作犯罪的凶器以及其它物品”、“身体和衣服上有明显的犯罪痕迹”以及“受到喝问，欲行逃走”的场合，在时间上只要可以认定该人“刚刚犯罪后不久”，就可以认定其为准现行犯人。[②]除此之外，德、意等国的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上述国家立法对现行犯的规定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现行犯包括了现行犯和准现行犯两种情形。前者指实施犯罪过程中被发现，后者指刚实施完犯罪或实施犯罪后不久、犯罪嫌疑人尚未远离现场时即被发现。第二，犯罪在发生和被发现的时、空上紧密相连。在典型的现行犯场合，发现犯罪的时间、空间与犯罪实施者的时间、空间重合，发现犯罪的人同时也是犯罪的目击者（或被害者）；在准现行犯的情形下，发现犯罪的时间与犯罪过程没有明显断裂，而发现地点既包括犯罪地，也包括与犯罪地相邻不远的其他地点。

　　由于现行犯的犯罪发现机制具有临场性，这便在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一方面是产生应急性强制措施的需要。即时地逮捕犯罪嫌疑人，能够终止犯罪、避免危害结果或减少损失、防止嫌疑人逃跑、转移或毁灭罪证。这既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利益，也有利于及时侦查。在现行犯逮捕的情况下，逮捕对象明确，理由充分，逮捕的合理性极高。如田口守一指出，“现行犯因为嫌疑明确，即使不实施司法抑制，也很少可能发生错误逮捕。”[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将此一情形规定为警察可以实施无证逮捕的事由。[④]因为无证进行才能赢得时间，及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不可置疑的证据体系。现行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往往“人赃俱获”。既有被害人、目击证人，还能当场缴获或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搜查出赃物、凶器及其他作案工具，证据条件先天优越。正是由于犯罪事实一望而知，犯罪嫌疑人也难以抵赖，因此实践中认罪的比例很高。

　　适用现行犯案件的特点，立法上也有两种模式的现行犯诉讼程序：一种模式是迅速逮捕程序。这种程序规定现行犯构成无证逮捕的理由，并通过事后的司法审查机制予以复核。另一模式是整体速决程序。即在无证逮捕嫌疑人到案后，省略正常诉讼的若干程序，迅速地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裁判。英、美、日等国采用前一模式，而法、德、意等国采用了后一模式。在采用整体速决程序的前提下，由于刑事程序推进迅速，能够满足各方需要：侦查司法机关能够节省资源耗费，命运已定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解脱诉累，被害人和社会也能目击正义如何最快的实现。本文探讨的速决程序，所指正是整体性速决程序，而不包括无证逮捕措施的运用问题。并非这一程序不重要，而是相关探讨已足够丰富。[⑤]

　　二、如何速决：以法、德等国的经验为例

　　早法兰克帝国及中世纪时期，法国刑事诉讼中就有所谓“当场挡获”的速决程序。在此程序中，负责逮捕之人应将其解送法官，由法官根据当场陈述作出判决。[⑥]下文的考察则是现代的，以法、德等国为主要对象。

　　（一）法国

　　法国的现行犯诉讼程序非常有特色，足以成为研究范本。在此之前先对法国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流程作一简单介绍，便于现行犯和非现行犯诉讼程序的比较。依据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法国刑法将犯罪分为违警罪、轻罪和重罪三类。[⑦]根据刑诉法典的规定，每一类犯罪的诉讼程序有所不同：对违警罪，检察院或受害人可以“直接传讯”的方式使被告人到治安法院接受审判；轻罪案件中，预审程序具有任意性，若检察官认为无需预审，则以“直接传讯”的方式将被告人提交轻罪法院审判；如果是重罪案件，预审就成为一个必经步骤，案件必须经过司法警察的初步调查、预审法官的正式调查（一级预审）和上诉法院审查庭的二级预审后，由上诉法院审查庭向重罪法庭起诉。[⑧]法国刑诉法典把现行犯案件分为现行轻罪和现行重罪两类。在上述程序框架内，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有较大差异，但它们整体上较为迅捷，比普通案件的诉讼程序经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