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具体的执法行为不符合法理且有悖常理时，人们对之自然会予以负面评价，而同时又因为社会常识本身的凝聚力量，这种负面评价就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事实是，年轻力壮的小伙，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却挣不到安葬母亲的费用，且当地目前并没有设立用来补贴困难群众丧葬费用的专项基金。社会舆论亦对“死不起人”的社会现象表示痛心。王军之所以采取“沉尸”方式，是因为没有火葬和埋葬费用，完全出于无奈，且王军主观上没有侮辱的动机和目的，因此本案不宜以“侮辱尸体罪”定罪量刑，福建警方以此刑事拘留王军是一种机械执法行为，这不符合我国刑法设立“侮辱尸体罪”的立法目的，也有悖于人之常情。此外，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李兰英也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应该定罪。“沉尸”的行为是“不孝、不敬”，违背了传统民族感情（公序良俗）。这属于道德谴责的范畴，但并不等同于“侮辱”行为。况且，
刑法中并没有明确“沉尸”行为为侮辱。从
刑法立法的谦抑精神来看，不应该轻易动用该法。虽说本案有一定的社会反响，王军的做法应受谴责，但他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他也不会有再犯的可能，故不必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故福建警方对王军“水葬”老母的行为予以刑拘的执法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王军的实际情况，是一种有悖人情和常理的机械执法行为。但笔者想指出的是，王军当然不构成犯罪，但社会也没有理由谴责一个赤贫到无钱葬母的小伙，相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反思并采取措施去补救。帮助社会上极端贫困人群，这同样是政府的责任。
毋庸质疑，社会舆论根源于常理，根源于民众对社会常识的基本判断。结合本案，社会舆论对王军“不得已”选择沉尸葬母而被刑事拘留议论纷纷：有人对王军的遭遇同情和痛心并对福建警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有人认为王军仅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而无须动用刑法规制；还有人认为王军的行为已不只是个道德评判问题，其行为已触犯了
刑法，构成侮辱尸体罪。当然，法律人又不能迷信社会舆论，对社会舆论应辨证看待，因为舆论本身具有两面性，而且有时并不排除被误导的可能性，出现集体的无意识、集体的盲目，“民愤”即由此而来。但笔者亦反对“把社会舆论视为社会公众的一种感性认识”。[4]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时下中国国民整体素质包括法治意识都有了明显提高，多数情形下，社会舆论是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含金量”的，也是有一些“干货”[5]的，即社会舆论通常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常理性”思考。因此，社会各界对小伙无奈“水葬”老母的争议还是值得相关部门予以借鉴的，它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常理性思考。明确常理的重要性，不忽视社会常识，对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民众自觉尊重法律进而更好地维护法律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因而，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具体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理和常理，而法理与常理的统一又有利于坚守
刑法的谦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