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要以刑事责任为例来强调一下填平原则。任何一个受到刑事制裁的人，其所受到的刑罚本身已经而且应该遵循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即责任与罪错相匹配。其所受到的刑罚已经“偿还了”（即填平）其对国家、社会，甚至受害人（不排除合并追究民事责任）所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当其接受完毕刑罚之后，已经重新拥有了“清白之身”，一切的“污秽”已经荡涤清洁，其已经不再“亏欠”任何人的任何“债务”了。全社会，特别是主流价值观，必须树立这一观念，使其像正常人一样重回社会。所有的责任必须是在先的、明示的、法定的，绝对不能在承担完“主要”责任之后，又冒出了其他一些“零碎儿”责任（相当于没有写进《刑法》却散见于其他法律中的“附加刑”），例如：仅仅因为受到过刑罚制裁，就不加区分的一律排斥其进入某个领域从事工作、谋求生存。这无异于逼迫其——二进宫，乃至——不出宫。苍天啊，难道受到过刑事制裁（死刑和终生监禁除外）的人，就再也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吗？那样的话，所有的刑罚就都和死刑没有区别了。这是一种多么荒唐可耻的、惨无人道的刑罚制度呀。

　　行政权法律责任之责任形态、种类

　　责任形态关乎到责任效果。

　　针对行政机关而言，在追究其行政权法律责任之时，真的给人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追究社会组织的责任，其手段原本就捉襟见肘，通常也就是财产罚，间或还有行为罚。而这些对行政机关几乎均不适用：1、财产罚。你爱罚不罚，不管你罚多少，统统国库报销（而且还是单独预算列支，与办公经费、福利待遇均互不相关）。有时还可向公务员部分追偿。不疼不痒随你便。2、行为罚。总不能“吊销”、“取缔”、“暂停”其执法主体资格吧？（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形，例如当年郑州市非法设置的“馒头办”，就以撤销告终了）毕竟国家须臾不能离开行政机关而存在。

　　难道就没辙了吗？其实还有一种责任形式：申诫罚。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警告吗，那更是扯淡。其实申诫罚还有一种方式：通报批评。其实质就是：名誉罚。批评，是一种以言辞方式表达的否定评价。原本也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关键的是：通报，即公开。会表演节目，没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可是要在“春晚”上表演节目，可就非同凡响了。公开起到了放大的作用。公开的范围决定放大的程度。俗语：人有脸、树有皮；舌头底下压死人。声誉对于一个特定的行政机关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个否定性评价被放大到足够的程度，其压力及其必然带来的连锁反应，也是不堪重负的。

　　也许，这就是无奈之下的“最佳”选择吧。

　　揭开国家面纱

　　其实，我本人更信奉“国家不能为非”这一理念。

　　国家也好、行政机关也罢，它们的目的事业是明确的。它们的所有人是全体国民，但是所有人却不能直接行使所有人权利。国家与其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是可能断裂的。公务员，恰恰就是弥合可能断裂的纽带。公务员并非以所有人的身份来执掌国家权力的，国家利益与其自身利益是分离的、脱钩的。企业的违法责任，名义上是由企业独立承担，而实际上是由其所有人（终极必为自然人）来终极承担的。企业的违法行为是由企业所有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其违法动机来自于其独立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驱动。同理，国家的违法责任也是由其所有人（即全体国民）来终极承担的。但是，全体国民怎么可能违法呢？全体国民没有违法的合理动机，自己不会侵害自己。一定是行使权力的公务员（一个或多个）违法了，而这种违法肯定是与全体国民的授权相违背的。公务员违法，其实是假借公务行为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真正的公务行为，涵盖了所有的正当目的性，其中必然包括与现有法律秩序的一致性。以执行法律为天职的行政就必然排斥了违法。法律所允许或授权公务员所为的行为，一定是合法行为，这是一个不正自明的前提。公务员的合法行为，可以称之为公务行为；而违法行为，则一定是个人行为，也就是超越法律或授权的行为。超越法律或授权的行为是公务员的自身内心驱使所为，与国家授意无关。公务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行为（也有很多情况下是事实行为），每个公务员都要对自己实施的法律行为承担个体的守法义务。也许，公务员可以不直接对外部相对人负责（直接的责任人是行政机关），但必须对自己手中尚保有自己体温的法律（条文）的忠实履行负责。国家或机关不是公务员的避难所或替罪羊，公务员直接的、零距离的“裸露在”法律面前，所有的罪错都是无处可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