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违法，都是客观的。所有的责任，都是结果的。

　　侵权责任与违法责任

　　其实，侵权只是违法的一种结果状态。侵权不能独立于违法之外而存在，侵权必违法，没有合法的侵权。但违法是否必侵权呢？那就要视不同情况而定了：如果把抽象的国家利益、秩序、法统等也视为权利的话，那么——违法也必侵权；如果不把抽象的国家利益、秩序、法统等视为权利的话，那么——违法不必侵权。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侵权责任与违法责任是合二为一的。侵权与违法（有时表现为违约，违约的本质也是违法）是重合的，是完全一致的。在刑事法律关系中，侵权责任与违法责任是可以分离的。犯罪行为本身，不论指向何种对象，一律被认为是对国家秩序的侵犯，属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对私权也构成侵犯，可以另行追究民事责任。现行的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中的“附带”二字实有不妥。附带，有捆绑、从属，不可分割之意。而事实则是：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是独立的、自主的、不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其诉权是自由支配的：无刑事诉讼也可诉；有刑事诉讼也可不诉。将“附带”替换为“合并”，可能更恰当。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行为，既可违法也可侵权。违法是指对行政权的违法运用，不论行为的指向对象，行为本身已经构成对国家秩序的侵犯，应承担行政权法律责任。如果同时对私权也构成侵犯，则可以另行追究民事法律责任，这就是目前被学界称为：行政侵权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其中的行政赔偿责任）所指的内容。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将侵权责任与违法责任混为一谈，不加区分，统统认为是行政法律责任。

　　目前的所谓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其实质应该是——民事诉讼。理由：原告（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起诉的目的非常明确，捍卫自身的合法的权利。而绝不是：给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挑毛病。否则的话，任何人（无需利害关系）均可以对任何可诉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目前所谓的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仅仅是救济此类被侵犯的私权的——必经程序。只有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前提下，才可能考虑是否侵权以及是否救济的问题。

　　行政诉讼的本质应该是公权诉讼。救济私权的诉讼，怎么好意思称为行政诉讼呢？但是，在这样的私权诉讼中又的确暗含着一个独立的公权诉讼，只是这样的公权诉讼并没有明示、没有单列，只是挑战公权的主体是私人，而不是国家（通过特定机关）。试比较：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是通过附带的民事诉讼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占主导地位的刑事诉讼来完成的。但是，附带的民事诉讼又与刑事诉讼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也完全可以将这里所谓的公权诉讼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不就是司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吗？为什么必须把这一过程理解为是独立的、完整的一个诉讼呢？为什么不能将之理解为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合法性审查呢？试比较：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加害人的加害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过就是普通的事实审查嘛，不过就是诉讼中的一个普通环节嘛。

　　新型的行政诉讼应该是这样的：以追究违反授权法或程序法的行政主体的违法责任为目的，由特设的国家机关（似可考虑检察院）为原告，以涉嫌违法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而提起的诉讼（即官告官）。当然，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如果有的话）还可以提起独立的行政侵权之诉（也就是现在的行政诉讼，其实质是民事诉讼）。

　　如何发现违法行政并提起行政诉讼

　　1、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的控告。提起救济私权的诉讼可以不依附于行政诉讼而独立存在，一旦法院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权，违法行政便无处藏身，行政诉讼便不可避免。

　　2、举报。任何人均拥有如实举报的权利。最有积极性、主动性的当属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当他们不能、不愿、不宜提起私权救济之诉之时。此外，就是——“好事者”，或热心公益、或侠肝义胆，

　　3、有权机关的监督检查。

　　当然，这种途径最名正言顺，也最形同虚设。

　　如何追究行政权法律责任

　　对相对人的私权救济（也就是目前的行政诉讼），不能被认为是行政权法律责任的承担。

　　追究行政权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

　　1、标准的行政诉讼，应该是以国家（通过具体的职能机关）为原告，具体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