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不是理由，因为人人要是都在无奈，世界将不再美好；个体力量单薄也不是借口，因为你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权利理念的培育、公民意识的养成，不是胡作非为，而是要依法、正当地进行。这么说来，即便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人在吆喝，那也不只是孤零零的一根稻草，还有强大的国家与神圣的法律。显然，这是建立在良民仍然信奉国家、信赖政府与信守法律的前提之上的。只要国家、政府、法律没有丧失诚信，只要我们尚存对国家、政府与法律的信心，我们就不会是一个人在吆喝。更何况，尽管沉默的是大多数，但富有正气与责任心的人，却未必是少数。这么说来，吆喝起来，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需要借口推辞的。

　　但无论有多少理由用来解释，无论有几多借口拿来推辞，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个体问题。从个体角度来看，这其实涉及到公民的“法商”之高低。在情商与智商已经成为公认的词汇时，“法商”这一概念的提出，我觉得并不是在“炒作”、“玩弄文字游戏”。我注意到《检察日报》及正义网最近推出了关于法商的报道和讨论，个人十分赞成把人们对法、法律以及法治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的意识与能力抽象为“法商”。当然，不是任何一个意识与行为方面都可以冠以“商”，并成为一个普遍推广的概念，这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至于哪些方面可以抽象为“商”的概念，是需要条件的。在力推法治的今天，法商绝不是只有法律人才可以拥有的一项法律素养评价指标，所有民众均应具备，并且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因此，有人提出来的“市商”、“体商”之类的概念，至少在今天还没有推广与强调的必要性。事实上，“情商”的概念也是在“智商”概念提出来之后的很长时间才诞生的，并且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一种素养评价指标。“法商”概念提出之初，遭遇些许的质疑，我想也是属自然常理。但这一概念提出来的意义则不容否认。顺便指出，不仅民众需要有足够的“法商”，我们的司法官员、政府官员也需要有合格的或者说过关的“法商”素养。后者的法商素养之高低，直接影响到作为公民“吆喝起来”的积极性与效果。但是，不管是现在的权力环境究竟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估结果，作为公民的每一分子，不管是不是法律人，都不能因此而选择退却、沉默和倒下。

　　正是基于此，作为一名公民，同时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大学教师，我才敢于拿起宪法与法律赋予我的诉权，郑重地状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