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现实社会，法治正在逐步深入人心，权利保障体系也渐趋完善。这显然是不应质疑的。尽管如此，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无数人的权利曾经、正在或者持续遭遇侵害，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性质也各有差别。面对权利被非法蚕食，有人借助私力进行了救济，挽回了损失，夺回了失去的权利。但也相当一部分人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格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要么就是在民间发发牢骚骂骂娘。更有甚者，有些人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掠夺。而能够敢于启动司法程序、寻求公力救济的人，相比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就显得比较另类了，有时候甚至会被骂为“刁民”或者“人来疯”，为他们出庭代理或者辩护的律师，也常常被贬为“诉棍”或者“为坏人说话”。

　　或许，我可以试着猜测其中的一个缘由，即中国远未进入权利的时代，也没有生成一个优良的公民意识环境。尽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在土生阿耿看来，只是“站起来”还远远不够，还要会说话，亮开嗓子吆喝起来。试想，站是站起来了，但站在那里两眼发愣或者装瞎装哑巴，这种简单地近乎呆滞的站立是索然无味的，甚至可以说会被人家笑话的。所以，我骨子里一直认为，与其这样傻傻地站着，还不如干脆倒下，重新回到万恶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再来体验一下“反抗”的快感。因为道理很简单，反抗压迫其实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站在那里不说话，呆若木鸡，看似不计较得失，大度量、宽胸怀，很绅士，但总让人觉得有失体面。尤其是当自己的权利屡遭挑衅与破坏时，要是再忍气吞声、任人宰割，那岂不等于又一次遭遇了新的压迫？照直说，这样没有尊严地站着，还不如有尊严地趴着。所以，我又常常以为，权利时代的到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其标志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是“中国人民吆喝起来了”。

　　吆喝起来，看似很平民化的一种表达，但它不是在街头上撒野，不是在胡同里耍泼，也不是逼着人们整天扛着一个大喇叭到处广播。吆喝起来，其实就是权利的觉醒，是“为权利而斗争”精神的弘扬。吆喝也不一定只是动动嘴巴，笔杆子里也可以出权利，胳膊肘与脚底板里也可以有声音。发出这些声音的权源不是来自国家、来自政府，也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人类自己。国家、政府与法律只是在确认与保障这一秩序，也是它们所应该力求所尽的天然职责。按照社会契约论，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珍视公民权利是现代法治的真谛，强调公民义务是现代政府的权力。但法治也在规范公民的义务，政府也在保障公民的权利，两者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功能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反之，如果公民的权利失去了法律的确认，失去了国家与政府的保障，那么，公民意识的大环境也就难以生成，而只会让臣民意识的秩序在千万个理由之下毫无生机地延续。因此，所谓的“吆喝起来”，不是仅限于发生在民众之间，也包括私人对公权力的监督以及当公权力侵害私权利时的勇敢抵抗。亦言之，对于国家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作为公民的每一分子，都有权以消费者的身份享用，也有权对这些公共物品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应当说，这在国家与政府所制定或出台的法律以及公共政策领域同样适用。正如大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是基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领域，是非官方的，属于公众聚会场合，公众在这里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自由的、理性的评判。显然，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开明的政府，是不会愿意只看到人民“站起来“的，它应该还同时允许并且愿意看到公众“吆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