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予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也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
正因为大陆法这种一体化模式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缺陷，国际刑事法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呼吁大陆法各国改革刑事审判制度。196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曾就此问题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认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部分。[17]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中译本，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出版，第517页以下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以下。
麦高伟等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中文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以下。
斯黛丽等：《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以下。
同上注，第569页。
同注，第431页。
拉菲弗等：《
刑事诉讼法》（下册），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1页以下。
John Sprack，Criminal Procedure，eighth edition，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p．330。
同注，第431页。
菲尼、赫尔曼、岳礼玲：《一个案例，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以下。
同注，第1343-1344页。
同注，第351页。
同注，第384-385页。
同注，第470页。
同注，第145页。
同注，第352页。
同注，第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