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综合决策是循环经济立法实现和谐价值所必须
在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决策就是在社会行为领域中对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决策可大可小，既有公共决策与私人决策之分，也有单项决策与多元决策之别。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是十分广泛的决策过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这里指的显然是公共决策——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选择，同时也是综合决策——是综合考虑了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子系统的不同规模和多目标的选择。
在综合决策系统中，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子系统既有和谐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其中经济的子系统对于环境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冲突也主要来自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如果和谐大于冲突，则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行状态；如果冲突大于和谐，或者说冲突不能得到及时的消除或缓解，则社会不能稳定地运行和前进(虽然短时期内不一定爆发大的动荡) 。因此，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缓解这种冲突的一条途径，且是一条和平的和代价较小的途径。
4. 综合决策是循环经济立法与相关法律双向互动所必须
虽然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关系看，经济活动居于关键的位置，各种经济决策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因此，人们一般总是认为环境受经济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也更加注重在经济活动中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通过各种内部化途径或者外部干预解决环境与经济的冲突问题，但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本质上是双向的、客观的。它不仅要求把对环境的考虑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之中，同时也要求在环境保护决策之中充分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客观条件。因此，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应给予全面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讲，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或者只强调环境保护而停止发展都不能真正体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要求。
循环经济立法将综合决策预设为其基本功能，正是要为发展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建立一种实施机制，而非以循环经济立法取代其他法律。在循环经济立法以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各种单独决策的法律。迄今，无论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都制定了相对成熟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具有相应的功能，其中有些功能并不会因为建立循环经济所消失或改变，如民法的保障交易安全功能、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功能，等等。但是，这些法律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的非综合决策的现状又必须改变。因此，需要一部新的以综合决策为主的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形成统一的决策原则、制度以及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使人们改变决策理念和决策方法，以保证这种改变不因人而异。同时，也要通过立法过程中的制度衔接，将新的价值理念和功能传递给传统法律，或对传统法律进行修改，或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新的解释，以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其实，只要将循环经济立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系统的大背景下，得出这种结论也是必然的。[22]
三、规范协同：循环经济立法的制度定位
我们所说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着观念和技术两个方面。法律观念是人们对法律性质、功能、目的的内心认识，法律技术则是人们使法律发挥这些功能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技巧。法律观念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和干什么，即目的和功能何在? 而法律技术则回答怎样使法律实现其功能和目的。法律技术分为制度与方法两个层面。“法律制度……是人们根据内心的法观念所设计的进行法律活动的框架，它属于技术的普遍性方面。”[23]由此可见，对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和功能的论证，只是完成了循环经济立法的观念问题，如何使这些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说选择怎样的方法和路径来实现循环经济立法的观念，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制度设计直接关系到法的目的和功能的实现，一旦目的和功能问题得到解决，它就成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核心问题。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制度层面的一个理由或者原因，笔者对这种研究现状表示理解，但并不赞成。[24]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认为制度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这是从制度作为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的，是指立法所采用的规范形式。而制度的内容以及制度的选择过程却不仅仅是技术，它本身也是具有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25]因为制度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离开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出现制度需求，也不可能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人类的行为从来都是社会性的行为，亦即群体性的社会互动，而制度是社会中不同的个人行为在合作、冲突、交换、竞争过程中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在此，笔者主要从形式意义上来论证循环经济立法的制度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