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循环经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承认法律要为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保障，[11]那么，循环经济所蕴涵的价值观——和谐——必然要被相关立法所接纳，并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与其他立法价值平衡的基础。
在法学意义上，“和谐”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融洽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和建构循环经济法律关系本身的价值体现，也是人们依据循环经济法形成法律关系所追求的社会目标。[12]
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和谐价值首先体现为按照和谐的标准来确定何种行为和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肯定和保护的。一些不和谐的行为和利益应该被重新审视和评判，一些严重有害于和谐的行为应该被禁止，一些不利于和谐的行为应该被限制，一些有助于和谐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和保护。其次，和谐价值表现为和谐在法的诸多价值中的平衡作用。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如秩序、自由、效率等，而这些价值还可能发生矛盾，在今天的中国，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可能是截然不同的。[13]这时，需要以和谐为标准，确定它们的位阶，并且在这些价值不可兼得时决定取舍。再次，和谐价值表现为和谐应成为循环经济法运行结果的最终评判标准。过去，人们对法律运行效果的评价主要采用的是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等，而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和谐应该成为最终评价标准。最后，和谐价值表现为循环经济立法对法律体系的价值重构。在制定循环经济法以前，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各种有关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法律，这些法律相互之间、它们与循环经济法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冲突。面对这些冲突，和谐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即以和谐作为衡量价值冲突的原则与标准，调和旧有价值体系中的价值矛盾，通过价值平衡、制度协调等方式，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
二、综合决策：循环经济立法的功能定位
所谓法的功能是指立法者为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在一定的价值观或立法目的指引下，预设于法律中并期望通过法的实施而造成一种积极的客观社会后果，以利于实现法律的目的或价值的预期。[14]
就特征而言，法的功能具有客观性、内在性、正当性。从本质上讲，立法者对于某一法律功能的预设，不仅直接关系到法律的价值实现，而且关系到法律运行的实效，关系到法律对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立法的功能预设应该是立法者所必须慎重考量并反复论证的问题；否则，我们制定出的法律就可能出现偏离甚至背离立法目的的情形，也可能出现法律实施效果不佳甚至产生副作用的情形。这种情形在我国已经通过的法律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在环境资源保护立法领域。相当多的法律在制定时，立法者都未对法律的功能预设进行充分论证，仅仅满足于空洞的表述。必然的后果就是价值观缺乏功能传递或连接，各种制度由于没有功能的协调而出现矛盾，制度的实施因为没有功能导向而陷于盲目，最终导致法律的实施效果难尽人意。这是我们进行新的立法时必须吸取的教训。
循环经济立法作为“法”，首先应该具有法对社会整体的一般功能，即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前者包括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功能；后者包括行为导向、社会整合与文化传递等功能。[15]不过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循环经济立法作为“经济——社会——环境”相和谐的法显然对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具有独特的功能。笔者认为，这种独特的功能就是将“经济——社会——环境”纳入统一协调的范围，实现发展与环境的综合决策。[16]将综合决策预设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功能，是由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所指引，也是由循环经济立法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
循环经济的立法需求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生产方式以及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的难以为继，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的分隔决策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与社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各种原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这一点可以从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两个方面来认识。在自然性质方面，环境问题本身相互关联，例如，砍伐森林造成水土的流失，加大了河流和湖泊泥沙的沉积，可能造成土地的沙漠化以及湖泊生态系统的毁灭。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在作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决策时必须同时考虑、面对并处理几个不同的问题，而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如保护森林可以增加保护土壤的机会。在社会性质方面，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联系；各种污染自由地跨越国界；等等。[17]由此，要求各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将对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否则，环境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