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儒家强调群体生活是人异于禽兽的重要属性，并不遗余力地想将以周礼为基础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如荀子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无分则争，争则不能群也。分何以能行，曰以义。”[2]因此，人首先要群，其后要行义。而这里的义，便是儒家倡导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者爱人”“亲亲尊尊”的礼法规范。
随着汉代独尊儒术，隋唐建立科举制度重点考察文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从而确定儒家学说在国民教育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儒家礼教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在儒家思想中，每个人的生活应严格按照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迹，利用外在教育进行学习，以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在达到一定道德层次后，再反过来治理并教化人民。在这种政治哲学下，整个国家的成员按照道德层次的不同分为君子和小人，更进一步地按照长幼尊卑规定不同的道德伦理规范，决定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或者说应当扮演的角色。个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严格遵守并实践这些规范，在自身道德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为更高层次的君子发现并任用，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即所谓内圣外王。君主就是这个金字塔式道德实践组织顶点上的最完美的模范人物，国家的目的就是在满足人民温饱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人民的道德层次。[3]即使被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具有民主思想的黄宗羲也提出：“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4]明清之时，朱程理学已经发展出了“遏人欲存天理”礼法制度，[5]温饱和生命的维持有时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礼法的被遵守。
于是，在东西方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政治道德哲学指导下，政府对于人民自然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和感化者，具有一种普通成员不可企及的神圣性。于是，政府的权力就不可能来自于人民，而是神或者上天，是一种有着与普通民众不同的精神属性的神圣政府。这样的政府就首先在形式上不可能是一种民主政府，这样的政治道德哲学在实践中就会转化为为专制政治张目的正统意识形态。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专制统治，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集权化程度不断加强，都是在这两种政治道德哲学的指引下进行的。
而且，在道德领域强制他人时，人们是出于义务形式来解读这种道德规范，这意味着强制人期待对方也会接受这种道德规范。[6]这就需要一种普遍正确的道德规范作为前提。基于宗教规范与道德规范在关注人们内心世界上的相似性，我们将两者统一称为精神规范，将这种规范本身的力量称为德性的力量。在精神世界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中从未没有得到解决，将特定精神规范同特定政权结合起来并不会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当实践该特定精神规范成为了政府的正当性基础时，该精神规范的事实有效性将事关政府的权威，于是政府会不仅借助该精神规范德性本身的力量，有时还会用暴力消灭那些反对者。但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有脱离于单个个体的特殊社会基础，要想消灭一个思想，除非消灭产生这一思想的整个社会基础，有时甚至是人类存在本身，如自我保护的意识，结果即使是肉体的消灭也不能阻止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但物质力量相比起德性力量短时间内显得更加有力，所以一旦某种精神规范尝到了政权强力的甜头后，就会像吸食毒品一样对这种暴力征服而不是精神说服产生依赖，最后如同垄断企业会因为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而陷入效率低下的境地一样，这种精神规范也会失去自我反思和进步的动力。日久天长，对正统精神规范的遵守者会更多地出于对世俗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德性本身的价值作出虔诚的姿态，日渐虚伪；反对者却会因为在同现实的对抗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因而顽强甚至偏激。这种政治规范也因为失去了不断自我反思和完善的机会而会失去活力，甚至在旧的政治体制垮台的同时，被国民视作旧政权腐朽、落后的象征。
历史也证实了这种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近代以前，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神圣政府的理念下，官方精神规范不断衰弱，非官方精神规范在前者的排斥、打击下不断成长并成为新的官方精神规范，但又反过来打击其它非官方精神规范而衰弱的螺旋发展过程。美国人似乎最早认识到这种神圣政府的问题。在18世纪末弗吉尼亚议会准备通过一项“为基督教传教士规定补助的法案”时，麦迪逊发表了《教税抗议录》以反对这一立法行动。他指出，政府推行宗教的作法不仅不能有助于宗教的传播，反而会造成教会和教士的懒惰，人民的愚昧和虚伪，扼杀了基督教的生命力。政府往往不仅没有成为公民自由的保护人，反而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宗教迫害。[7]在他、杰斐逊以及其它宗教自由义者的呼吁下，弗吉尼亚议会最终没有通过这一法案，反而吸收麦迪逊的意见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宗教自由法案《建立宗教自由法案》。[8]其后各州逐渐撤销了压制宗教自由的法案，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早在19世纪初托克维尔就认为，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是使宗教活动在欧洲衰弱的原因，宗教在美国繁荣发展的法宝则是政教分离政策。[9]这种不同的宗教政策一直延续至今，造成了欧洲大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宗教发展现状，欧洲大陆的宗教组织在政府的不断支持下却陷入不断衰退的境地，而美国的宗教活动却在政府的不管不顾中欣欣向荣。[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