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现行法律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冲突相应规则的缺失，不同机关出于诸多考量对冲突法律的不同理解和选择性适用必然带来司法和执法的混乱，最终受到冲击是整个国家法治秩序。所以，寻求适当解决思路就成为论文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之解决思路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或不一致，我们可通过个案解决方法和规则解决方法妥善解决法律理解和适用混乱的问题。
个案解决方法。个案解决方法就是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尽可能将新的法律规定和旧的法律规定一并考虑作出同步修改。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是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是，仅仅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相关法律作出一揽子统筹考量缺乏现实性也难以周全，对此，立法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法律力量，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并鼓励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关立法机关可以委托有关法律团体进行立法冲突评估，尽可能考虑周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冲突。当然，个案解决方法最好是在新的规定尚未实施前，避免法律实施后再进行解释犹如亡羊补牢，虽未完全不可，但毕竟造成适法中的混乱，难为上策。
规则解决方法。规则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不一致时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在不改变现行法律适用规则的情况下，在《
立法法》第
83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候准用第一款之规定。”如此，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违法处罚案法律适用的争议就有法律依据，更不会有司法终审判决后当事人和民众的“合法性”质疑。如此，《
律师法》也不会出现专家学者各说各话，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就不会出现，这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者简介】
梁三利，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后、江苏省行政学院。
【注释】修订后的《
律师法》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和《
刑事诉讼法》不一致。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
立法法》中只有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关于新法与旧法，两者都是法律，只不过
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根据
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
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
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
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两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
律师法》的规定优于《
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二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
刑事诉讼法》与《
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
律师法》是下位法。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
刑事诉讼法》是由近3000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
律师法》只是由100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
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
律师法》。具体内容参见2008年2月25日的《法制日报》。
《
律师法》的规定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如据重庆市律协秘书长陈翔介绍，自6月1日新《
律师法》实施以来，市律协已陆续接到10余起关于律师会见嫌疑人受阻的反映。有关部门认为《
刑事诉讼法》高于《
律师法》，所以要执行《
刑事诉讼法》。具体内容可见2008年6月11日的《时代信报》。
这样规定的理由是，“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参见彭真：《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810.htm，新华网，2008年7月20日访问。
以十届全国人大为例，全国人大制定4件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69件法律。江辉：《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统计分析》，《人大研究》2008年第7期，第36-37页。
乔晓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