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条例》实施的环境也有待改善，环境包括体制、制度、政府部门和政府公职人员的观念，等等。就观念而言，有些人总认为保密可靠、稳妥，信息公开风险太大，很可能会有损国家利益，因此能够不公开就尽量不公开，能够少公开就尽量少公开。这些观念不仅一般的干部头脑中有，甚至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都有这种观念。当然，还有一些人的观念是同其利益紧密挂钩的，因为一公开以后他的利益就没有了。比如，你把审批、许可的条件、标准、程序公开了，他就难于向申请人索要各种好处费了，堵了他发财的路，他当然不愿意公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就不好管理。法律、政策让老百姓知道了他就不好收钱了，不好摊派了。现在好多信息不公开，就是因为涉及到部门的利益。

　　最后，司法体制也是信息公开的环境问题，法院办案不独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政府跟法院打招呼，市委、县委跟法院打招呼，法院对相应信息公开的案子就不敢审了，甚至相应案子都不敢受理。法院通常驳回当事人的起诉或者不予受理了事。有时，法院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连一个裁定也不给当事人。有了裁定，你还可以到上级法院上诉。裁定没有，当事人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活活受气。所以，司法体制应该改革，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应该保障。由此可见，《条例》的规定虽好，如果观念、利益、制度、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条例》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实施。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障碍，我们不能企望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克服和排除，但是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步骤地采取各种相应措施，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实施。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第一，对《保密法》和《档案法》进行修改，将现代法治的理念和精神，包括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理念和精神贯彻到这些法律中去。第二，制定《保密法》和《档案法》的实施细则。如《保密法》关于密级（绝密、机密、秘密）的确定主体、标准、程序的规定，《档案法》关于解密年限（依秘密内容可分别确定30年，20年，甚至3年5年等）、程序的规定，都可以通过实施细则将之具体化，规定得细一些，限制严一些。第三，将《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信息公开法》，最好由全国人大通过，成为基本法。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提高政府公职人员公开法治的意识。观念变了，信息公开的环境变了，就是法律规定有问题也可以在执法中进行弥补。如果观念、体制，环境都不顺，就是法律再好也得不到很好的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真正实现有赖于整个体制、制度、观念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