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期间的性质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新保险法将索赔期限性质明确为“诉讼时效”平息了争议，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规定保持了一致，同样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保护更为充分。

　　另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修改将起算点确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解，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如拒绝赔偿，可以视为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方开始起算。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须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诉讼时效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加以排除适用，也不得增加或缩短。理赔索赔时效明确为“诉讼时效”后，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扩大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理赔索赔时效期间。现有保险条款种存在大量的关于索赔期限的约定，新保险法实施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使违反此这约定，并不导致索赔权利的丧失，因为这些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因此，产险公司应当根据该规定对产品条款进行梳理，对理赔政策进行修改以保持与法律规定一致。

　　明确了催交保费宽及扣减保费的效力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条　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八条　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险法修订增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保险法修改缩小了禁止诉讼催缴的范围，由原先的人身险缩小范围至人寿保险。

　　人身保险包括人寿险、健康险及意外险，根据保险法修订之规定，保险公司可依法追缴投保人欠缴的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团体人身保险存在定期结算业务，部分投保人拒绝缴纳结算保费，由于原先的保险法禁止保险向投保人追缴人身保险费，因此造成保险公司财务坏帐。现保险公司可向投保人追缴保费。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欠缴保险费约定带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对于欠缴健康险及意外险保费的客户，及时采取各项法律措施，必要时可依法提起诉讼。

　　扣减保费的规定使得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可以在先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的做法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实务中，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受益人往往以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胜诉。该条款规定可减少公司保费损失。保险条款和理赔操作中加入本条款内容。

　　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投保人投保时，如被保险人未在投保书上签字但口头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有效。

　　该修改避免被保险人口头同意死亡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促进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实务中如有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曾口头同意死亡险并认可保险金额，公司就不能主张合同无效。本条的修订主要和寿险公司有关，但产险公司也经营的短期健康险也涉及这个问题。实践中的确出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因无被保险人签字而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保险公司在投保之时，明知被保险人未作书面确认，但也不提出要求，出险之后却据此拒绝赔偿，这种行为是极不诚信的，可能是基于上述纠纷的出现，保险法修改中删除了“书面”二字，我们认为本条的修改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可以预见，因“书面”二字的删除而增添众多冤魂，原保险法之所以强调书面形式，其便于举证是次，重要的是提醒被保险人慎重，避免因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导致被保险人的死亡，其实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保护和关怀，它对抑制道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认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这一行为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掌握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一方。 从保险公司角度思考，为维护合同稳定性，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退保，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仍然采用书面形式为妥。

　　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一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修订后保险法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第三十九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